看不见春天的眼睛

文/杨冬萍

春天到来的时候，整个村庄似乎在一夜之间苏醒了。狗吠从村子东头一直传到西头，人们在酣睡里迎来了新一天的到来，也迎来了一丛丛野花的盛放。

杨家湾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耐不住性子的草们早就长出了一大截，油菜花一开，田野就有了生机。蜂子们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一点也不肯安生，闹个没完没了。我小的时候在村子里长大，没事的时候看到蜂子们钻进土墙的小圆洞里，也拿散发着药味的玻璃瓶子套在洞口，看它们飞进瓶子里徒劳地挣扎。春天一到，村子就忙碌起来了，人们的眼睛也忙碌起来了。新长的笋芽，鸟巢里新孵出的雏鸟，漫山遍野染上的新的颜色，哗哗流淌的溪水……似乎每一样都值得你多看几眼。

人长了眼睛自然是要看世界的，而世界似乎也在看着每一个人，看着人慢慢长大慢慢变老，最后种在一座土丘里无声无息。但也有人长了眼睛是看不到的，譬如陶先生。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村子里先生的人并不多。他常年戴着便宜的深黑色墨镜，右手一根竹杖，左手执一柄小锣，随着他的步子有节奏地发出“嘡”的一声脆响，就有人循着声音望去，随即好像有什么喜事一样快活地大喊一声：“陶先生来哒！”就定定地等在路边等他过来，又或者上前迎他几步。

村子里的人白天不怕寂寞，鸡鸣狗吠，各种各样的鸟叫，干活的时候当然还有土地和铁质工具的碰触声，脚底和泥水的喧闹声。但一到晚上，星星一出来，各种声音都逃得差不多了，他们便觉得这夜晚无聊而漫长。于是晚饭后的某个场院，总会有三五个人坐在一起瞎扯。有时候陶先生也在人群中坐着，翘着二郎腿，有人递上烟，有人掏出火柴“嗤啦”一声划燃，那火光照得陶先生的眼镜闪闪的，像有两簇小火苗在黑色的镜片上燃烧。陶先生也不讲客气，凑着火吧嗒吧嗒抽上几口，张开嘴吐出烟卷来。旁边的人围坐着不再说话了，都拿眼睛瞧着陶先生，陶先生眼睛看不见，但他知道大家都在等他。他缓缓吐出一口烟气，那烟气就在空气里缓缓地升上去了，最后也变成了这空气里的一份子。这时候，陶先生清一清嗓子，伸出两个指头抬了下鼻梁上的眼镜腿儿，又开始讲起樊梨花与薛丁山的故事。过几天又成了薛仁贵的故事，再过几天又成了别的什么故事，总能引来一群人瞪着眼睛听他讲。

有的时候，陶先生讲着讲着还会停一会，半仰着头微微笑着，那墨镜后面的眼睛似乎能看清面前每一个的期待，于是又有人递水，又有人点烟，故事就又讲下去了。

 陶先生的女人我没见过，但他有一双儿女。小小的女儿瘦骨伶仃的，很多年前和我一起在村子里的小学念过书。那个叫梅的女孩子，就像一只惊恐的小兽，大大的眼睛里总是写着不安。只是她小学也没念完，也没有好好地看这个世界。在一个春天的夜晚，捧着一手掌野草莓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出家门，她循着月亮一直走一直走，后来就走进了那口叫做花堰的水塘，把自己变成了水塘里的一缕冤魂，有人说是她疯死的娘想她把她招去作伴了。只是实在是可惜了那双大眼睛。有的时候，有眼睛又有什么用呢？倒是陶先生，似乎比那些亮着眼睛的人知道的更多。我没见过他墨镜后面的眼睛，他的天空应该也是如这镜片一般深而黑暗吧？

方圆几十里地哪里赶集，陶先生都会早早起床收拾自己一番。不过早或者晚、白天或者黑夜对于一个看不见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分别——都是一种比夜更黑的黑。陶先生喜欢梳三七分的头，用头油蘸得光溜溜的，阳光照在头顶上发出光来，似乎这样的光能照亮他心底漆黑的那条路。集镇上人来人往，每个人都晃晃悠悠地在集镇上走过，从最东头走到最西头，然后又从西头回到东头。这样的集市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次盛大的喜气洋洋的节日，他们挑着一箩筐的鸡雏或是猪仔，又或者是后半夜从水沟里捉来的半桶鲫鱼、一网兜活蹦乱跳的泥鳅，等到天擦黑的时候又可以换成几尺花布或者一块冒着油光的肥肉，当然镰刀锄头之类的也是少不了的，也有人会到药铺里抓几副中药挂在扁担上一走一晃地回到村子里去。

陶先生不急，他总是稳稳地坐在陈旧的小木板凳上，取出怀里抱着的胡琴，不慌不忙地调好弦，抬起手臂拉一支热热闹闹的曲儿。那磨得光溜溜的竹杖就听话地斜倚在他身旁，这些年跟他走过许多地方，听惯了他拉的一支又一支曲儿。胡琴响一会儿，渐渐就有人过来了，陶先生在嘴边挂上一点笑意等着给人算命 。有时候是谁家要办喜事了，婆婆拿着儿子以及即将过门的媳妇的生庚八字来，看两人八字合不合，这婚结不结得，这种算法多半是要取喜钱的，喜事嘛；有时候谁家的牛走丢了，会火急火燎地找到他掐时，让给算下牛的去向，他掐指一算，有时说往东南方向去找，去得不远还能找回来；有时候却又要往西北方向去找，指点方向的钱自然也是不少的。至于后来牛找没找回来谁也不知道。有时候，是形容干瘪的老太太给生病的儿子来算，这病总治不好，是不是哪个故去的亲人的魂魄找到他了？陶先生看人家着急，愈发稳着神，慢慢地问一遍生辰八字，他能从来人的声音里听出病人的病情，有时候噼噼啪啪地说个不停，还有的说，大概还有得救；有时候来人只开口报个八字，便叹着气一言不发，这情形八成是打不过了，陶先生听出那静默的空气里传来一种更为可怕的信息，便默不作声，抬头望着天空，似乎那空洞的眼睛能透过墨镜在天上找到答案，右手指尖慢慢挪动，在那缓缓的挪移中似乎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算命的人蹲在近前，大气也不敢出，只是虔诚地等待一个期待已久的答案。可那答案却模模糊糊的有些让人想不明白，听着好像就要好了，又像不得好了。这种情况，钱看着给，一块两块，陶先生绝不说什么，即使一分不给也可以起身走人。

从一个集镇到另一个集镇，陶先生就这样拄着竹杖用一双布鞋在大地上奔走。没有人知道他一路上经历了些什么，他听到的自己村庄的狗吠和别的村子里有什么不同，又或者有没有人的胡琴比他拉得更好，那根光溜溜的竹杖什么都看见了，什么也都听见了，但它什么也不说。

有时好几个月看不到他的人影，早先那些听故事的人老惦记着他，总担心他回不来了。就在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没有故事听的日子，就像习惯了土地上劳作却难得填饱肚子的日子。突然就在某一天，村子里又想起了那一声清脆的——“嘡”，人们知道，陶先生又回来了。他的儿子一个人在家，他总是要回来打招呼的。每次陶先生回来，人们总能看到他穿着一身簇新的衣衫，在阳光下似乎闪着诱人的光泽。衣衫上看不见尘土的模样，总是让人疑心他赚了不少钱。那些亮眼睛的人赤着脚在田地里把汗水一瓣瓣摔落，看一眼自己身上缀满补丁沾满泥水已看不出什么颜色的衣服，再看一眼大夏天还穿着鞋袜的陶先生，忍不住会叹口气，唉，活得还不如一个瞎子！

陶先生回来照例会在村口停一会，给刚从地里爬出来的男人散一支烟，好久不见了，照例要聊几句。

后来，陶先生老了，他跑不动那么远的路了。就像一棵枯萎的茅草一样，佝偻着背在风里摇摇晃晃，他的手上只剩下一根竹杖，胡琴的弦断了又换上，那面铜锣早已不见踪影，他也不需要那面锣骄傲地向人们提示他的到来——已经没有人关心他讲什么故事了。更多的人聚集在村子里打麻将，不打麻将的也可以看电视，一边看一边咧着嘴乐呵呵地笑。集镇上有了新的算命先生，那些算命的眼睛都亮着，手里捧着一本书，多是《易经》之类的，算起命来玄得很。很多人都不认得陶先生了，找他算命的也少了。

陶先生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风里，抱着他的竹杖坐在一棵树下，有时候叶子打着旋儿落在他头顶上他也不去掸。他听得见每一片叶子落地的声音，树上那只喜鹊好久不来了，他总是认得它的声音。空气中有鸟类翅膀扑扇的声音，翅膀不小，就在头顶盘旋了一阵，陶先生一时间听不出是什么鸟，忽然空中传来一声“哇”的叫声，原来是一只乌鸦。这恶鸟，总是喜欢吓人，陶先生心里却不由得惊了一下。又一片叶子无声地落在他肩上，那片叶子的孤独和他一样，在天幕下不动声色地陈列着。

狗吠还是会在某些夜晚响亮地传遍村子，只是村子里的狗越来愈少了，它们很少能活到过年。村子里的年轻人也一个一个出去了，只是在过年的时候还会回来。那个时候村子是最热闹的时候，围着桌子一顿酒可以从中午喝到晚上，那些漂泊的日子就在酒里慢慢挥发出来，天南地北的心酸和豪气混在一起，让听着的人总是有些难受。他们再次出去的时候还是正月里，雪都还没有化完。春天，还在匆匆赶来的路上呢。

不久，春天就到了。村子里的春天到来的时候有些迫不及待，好多野花都开了，老人们互相把对方埋葬在渐渐模糊的视线里，他们已经很久看不见春天的样子了。孩子们却不寂寞，满头大汗地在村子里追着一对缠在一起来不及逃走的狗奔跑，春天的花开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远不如手机里的游戏吸引他们。

而那些人们，逃离熟悉的村庄，在陌生的城市里吃饭睡觉，操着并不熟练的普通话和人聊天，在铺天盖地的喧哗里日日奔忙。他们的眼睛亮着，偶尔看一眼乡村的方向，那么远，有时候睡着了还是会梦见熟悉的某道山梁某口水塘，但他们已经很难看得见村庄的春天了。

我知道春天。这世间所有的风雪最终都通向它，在路上行走的人，总是走着走着，春天就来了，但有的人却什么也看不见。

作者简介：杨冬萍，津市市第二小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