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革命前辈朱务善

文/贺修桂

与革命前辈朱务善交往已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了。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受益良多。

1956年，朱务善伯伯（以下简称朱伯伯）从苏联回国，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北大街帽儿胡同一所标准的四合院内，北房七间，客厅、书房、卧房、厨房、洗澡间、卫生间，一应俱全，布局合理，温馨。只可惜没有和朱伯伯合影留念。

朱伯伯回国后，组织上又帮助他介绍了一位夫人。哈尔滨人，待人友善热情。我到他家时，还看到了朱伯伯的妹妹——朱务道女士，她也是我的小学老师，又是我大姑妈的好朋友，常来我家走动。

回忆起第一次见朱伯伯时，并不觉得陌生。他身材适中 ，精神抖擞，谈吐幽默风趣。他亲切地问我，叫什么名字，父母亲可好，家里还有什么人，哪年来的北京，在哪儿上大学等等。我都恭敬的一一作答。

我于1952年考上北京工业学院，它是从延安迁来的，前身即“延安自然科学院”，后迁到北京改称华北大学，华北工学院，后又改称北京工学院，即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他是一所有着红色基因的新型大学，也是我第一志愿报考的学校，专门从事国防工业人才的培养，与前苏联莫斯科鲍乌曼大学为姊妹学校。1956年我被学校提前毕业，跟两名苏联专家学习毕业设计课题，然后担任本班同学的毕业设计指导老师。两名专家中，其中一名年轻的仅36岁的是科学技术博士普列斯鲁欣教授，来自莫斯科鲍乌曼大学，当时已是我们学校的院长顾问，负责我的理论部分，另一位专家名叫扎卡斯诺夫，指导我的工艺设计。毕业设计完成后，1957年把我从苏联专家那里学习的内容分解成三个课题，作为本班三名同学的毕业设计项目，指导老师由我担任。

为什么说这一段历史呢？是因为当时老师奇缺，更是源与苏联有关。而朱伯伯早年就是去了苏联工作和学习的，从他那里了解到，当时的苏联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程度较高，尤其重工业、军事工业发达，但轻工业稍差些。几次看望交谈中，朱伯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如何学好外语。朱伯伯说，你向苏联专家学习，不仅能听懂俄语，还要会说才行。我回答目前我的听说能力还不行，在每次答疑中都有俄语帮助翻译。朱伯伯又说，学习外语，死背单词，死抠语法是不行的，要结合句子记忆单词和语法关系，每一句都要反复读，读它五百遍甚至一千遍，形成张口就说出来的一种习得语言学习方法，无论俄语、英语及其他任何语言都适用，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当时我表示，一定按照您教导的方法去做，努力学好俄语。

二是教导我思想要进步，靠拢组织，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朱伯伯说，你们青年人是新中国未来建设的栋梁，毛泽东同志在苏联接见留学生时指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们党在1956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今后的重点，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大量的年轻大学生投入到经济建设的洪流中去，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组织，是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共产党要团结率领各族人民建设好新中国，不仅要把我国建设好，还要支援亚、非、拉等落后国家，直至解放全人类。当时我激动的表示：政治上一定积极靠拢组织，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是知识就是力量。在前苏联有一本期刊杂志，它的名字就叫《知识就是力量》。苏联人民知道知识的重要性，我们国家同样也知道，有知识就是有学问，有本事，就能在新中国建设中做出贡献，早一点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早一点不受外国人欺负。

朱伯伯还说，看来学校很重视你，培养你，让你提前毕业，跟两名苏联专家学习，又担任本班同学的毕业设计指导老师，56年打算派你去苏联鲍乌曼工业大学学习，只是因为学校缺乏师资把你留下来担任助教。听说你还是学校的优等生，不错啊，但不要骄傲，满招损，谦受益，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要和同学同事搞好团结，互相帮助，共同进步。苏联是老大哥，帮我国建设了156项重点工程，还派了大批专家，我们要好好向专家学习。

几十年过去了，今天回忆起这些谆谆教导，实践证明，完全正确，且今后仍然适用。

贺修桂简介：出生于湖南津市，男，汉族，大学文化，原任北京市照相机总厂厂长、顾问，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

1952年考入北京工业学院精密仪器系指挥仪专业学习，195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62年调北京照相机厂，先后任该厂研究室副主任，机械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总厂厂长、顾问等职，1994年退休。现担任北京雅礼福湘校友会副秘书长，雅礼福湘经济技术发展中心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佳贝图片社总经理。从事光学仪器设计工作26年，具有广泛的光、机、电方面的知识，积累了丰富的设计经验。产品设计累计上百项，不少项目填补了我国空白并多次获奖。先后多次在《中国科学仪器》、《印刷技术》、《大众摄影》、《照相机》、《中国摄影》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和论文。主编《摄影手册》，获1987年全国图书金钥匙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