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满“三平房”

文/田刚

今年一月下旬也就是过春节起，我就一直宅家，因新冠肺炎防疫不能出门、不敢出门、不愿出门，使我有时间回忆往事、感叹过去。我在津市一中从教的那段岁月，时不时在脑海里浮现，“三平房”的记忆越来越清晰。

“三平房”是当时一中的一栋“三节斗”的教工宿舍，体现着当初办学的艰辛。原建筑坐西朝东，南北两头均有侧门，虽然比较陈旧，但装修还是蛮到位的，房屋顶棚包括屋檐都吊了顶，房间地面都架空铺了木地板。好像有九间房，从正门进去迎面一间、南北走廊对开各四间。后来在北头续建了两次，一次接了对开四间，只是房间地面是土的了；又一次接了对开两间，房间地面舖了砖，但走廊比原建筑的窄多了。接的房间多了，整栋建筑就不沉头了，建筑外观的美就被破坏了，好在里面还很实用。

一九七三年春季我从一中高中毕业下放去蚕桑场当知青，什么梦都做过，就是没有做过回一中任教的梦。一九七七年上学期我来一中进行一个月的体育教学实习后，这个梦的可能性就出现了。那年八月我常德师专体育科毕业，按当时“哪来哪去”的原则分配回所来的县市，而当时学校的宋书记又多次向市教育局要我。终于，在一九七八年春季开学之前，我正式来到一中。在初中部教学楼楼梯边的小房间短暂居住后，就被调整入住到了“三平房”，就住在最后一次接的西边的那一间。房间面积尽管比原建的小，但也有八九个平方，而且学校提供公用的床铺、办公桌椅和书架，从生活条件讲，比我下放蚕桑场和在师专读书时的都要好。第一次有了自己单独的一块小天地，我感到很满足。

津市一中坐落在鹿头山上。据说原是澧县政府机关的所在地，因行政区划调整县政府要搬去澧县城关、而一中在汪家桥的校舍又被洪水冲毁，故学校在五十年代初期迁址到此。当时这里是一片荒凉的山地。学校西边的山下，是造漆厂、汤家湖，没有路通往一中；学校东边的山下，一条由襄阳街到窑坡渡、新洲的简易公路从北往南穿过，公路东边是阳由垸的蔬菜地、澧水河，西边是津市国营渔场沿鹿头山脚一字形排开的十多个养鱼池。到一中去要经过养鱼池。一中除了大礼堂和食堂厨房在山脚下、养鱼池边外，整个校园在鹿头山上与杉树林中。学校的主体建筑都是红砖绵墙、红瓦飞檐，加上绿树掩映，还真是一个办学的好地方。

那时一中没有围墙，东边山下大礼堂就权当是校门了。从大礼堂上山到学校有三条路可走：

大礼堂南门前用毛岩块铺就的上山路可到学校南区。坡路最上面的两旁各生长有一棵碗口粗的银杏树，成为当时一中的标志；路东边是教工宿舍“一平房”，西边是小礼堂和图书室；再往南走，路左边是办公综合楼，实验室和医务室也在里面，办公综合楼后边的山坡上是一片杉树；而路右边是成品字形排开的3栋教学楼，教学楼的南边和西头山坡就是鹿头山峰，满山的松树。

沿大礼堂北门前的土坡路上去可到学校北区。上完坡路往北走，右手边是教工宿舍“二平房”，左手边是两栋校办工厂的房子；再往里走是一栋学生宿舍楼，里面有几间房做教室、也有教师住在里面，学生宿舍楼东边的山坡上也是一片杉树；而学生宿舍楼西边的山坡是学校的校办农场、学农基地，无数棵水蜜桃树点缀其中。

第三条路就是穿过大礼堂从食堂后面经过一口水井旁、沿青石板垒成的阶梯拾级而上，就到了连通南北校区的一条简陋而狭窄的水泥路上。路的两边是茂密的楠竹，路的中间有一水井亭、水井已经填埋，路的西边是一方山塘，山塘之西的土台上就是“三平房”。这是我一日三餐和打开水、提热水、洗澡都必须走的一条路。

“三平房”的南边坡下是学校的水泥篮球场，与南区相连；西边坡上是学校的大操坪，也是200米田径场，与北区相通；而体育器材室设在“三平房”里、又有几名体育老师住在“三平房”，使体育教研组的工作场地和全校的体育活动都相对集中在了这个区域。

尽管当初学体育、教书并不是我的愿望，但学成毕业、木已成舟，我还是有强烈的工作渴望、并期盼能在专业上有所作为的。我毕业到津市报到时虽然留在了市教育局，但我依然强烈要求去学校教书，直到半年后新学期开学才如愿。我一到一中就接受了两个头六个班（初一四个班、高一两个班）一周12节体育课的教学工作量。同时还负责体育器材室数千器材、设备、服装的管理，全校课间操、课外体育活动的组织安排，学校体育代表队的业余训练和初一年级组的行政管理工作。一天到晚，既忙也累，但自己工作还是很起劲。记得我到校工作七周后，感触颇多，写了首打油诗表达《心愿》：“苍翠鹿山好校园/相隔五年又重还/求学不怕多提问/育人更须嘴不闲/工作方知才华少/教学始恨知识浅/吾身置教无他志/精力献尽导劣顽”。

教体育课是我的主业。与现在相比，当时学校体育设施和场地不够且差，因为课程的安排，两个班同时上体育课是常态，场地器材不够的矛盾突出，上课只能让学生自己在操场上玩篮球，遇到下雨天就改在教室里下棋、玩扑克了。当时学校教育正处在拨乱反正时期，体育课的教学也要求从“放羊式”转到正常教学轨道。我是文革后学校新进的体育科班出身的年轻教师，理所应当地被体育组的老师们推向了前沿。一九七八年秋季开学，我新接手了初一四个班（124～127班），要求按统一规定上好体育课。刚开始学生不太习惯，认为体育课就是玩的、随心所欲惯了。怎样增强学生的纪律观念、提高体育课的教学效果、让学生“玩”得有味，我做了一些改进。体育课的开始部分是通过队列练习养成学生听口令的纪律习惯，但枯燥无味，我就加进集中注意力的练习；在准备部分我注意准备活动的有效与趣味，每节课都有我自编的徒手操；在基本部分我通过专项性游戏适当增加运动量，促进学生掌握运动技能；在结束部分我则采用学生互助的形式活跃气氛，以达到身体放松的效果。按现在的话说，这些改进就是有点创新。当时学校管教学的涂校长和体育组刘老师、单老师多次随机到操场听我的课，指导我不断提高。初一年级体育课的组织纪律和教学效果得到他们的肯定，市教育局还组织全市中小学体育教师听了我教的体育公开课。

记得一九七八年九月津市组织中小学生团体操比赛，学校安排初一年级组队参赛，我负责组织48名学生在第七节课外活动时间进行团体操训练。尽管自己在师专学专业时没有编排过团体操，但还是不知深浅地把任务接了下来。我边学边排边教，到市图书馆查阅资料研编方案、向学校音乐舞蹈教学经验丰富的王老师请教动作编排，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在高老师、刘老师、肖老师、陈老师四位班主任老师的紧密配合下，较好地完成了编排与训练任务。主题音乐选定当时兴起的《青年友谊圆舞曲》，伴随着“蓝色的天空像大海一样，辽阔的大路上洒满阳光”的歌声，分四队从赛场的四个对角同时出场，持圈进行队列变化和体操、舞蹈动作的交替表演，这种集队列、体操、舞蹈于一体的团体操，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最终在市中小学生团体操比赛中荣获第一名。学校的老师们都讲，“获得这样好的比赛成绩、这是我们一中多年来没有过的事了”。那段时间事多人累，我空堂时一人在房间打瞌睡担心“塌堂”，就坐在学校值班室与值班施铃的王伯为伴，如果一合眼睡着了，王伯也好及时叫醒我。好在这样累有所值。

组织学生开展体育锻炼达标活动更有成就感。国家颁布中学生体育锻炼标准后，学校好像从一九七九年开始每学期组织学生开展“达标月”，并规定体育锻炼没有“达标”的、不能评定为三好学生。我们体育老师上体育课时教测试项目的技能、提高运动能力；在课外体育活动时就组织测试，以促进锻炼、提高成绩和增强体质。我当时负责组织全校学生的课外体育活动，自然而然地一天到晚就耗在了操场上。学生达标的积极性高涨，一到课外活动时间，大操坪上人声鼎沸，测短跑的、测单杠的、测仰卧起坐的，以测促练，我们体育老师忙得不亦乐乎。学生的精神面貌在达标中潜移默化地有了明显提升，达标效果也很显著，那两年学生的达标率都在90%以上。有些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对体育的态度很端正，锻炼也很积极，就是达不了标。学生自己急，班主任老师也急，连课间十分钟也来大操坪练上一遭，但却没有一个要求我们体育老师“放水”的。那时候没有“人情风”，有的学生的父母是机关领导干部的也不托人说情。我们体育老师当时也实在“蠢”得不行，体育达标这一条把关特严。以致于当时因体育没能评为“三好”的学生在三十多年后与我集聚时还“耿耿于怀”，“埋怨”我当时为什么不能“高抬贵手”。

那时候的课间操，全校师生在大操坪集中出操，而领操就归我“承包”了，成为我每天固定的一件事。那时大操坪仅仅就是一块土坪而已，没有扩音设备，也没有电喇叭。我站在操坪东边直道中间的一张废旧的乒乓球桌上，给全校一千多名师生领操。记得当时做的是第五套广播体操，有八节，每节四个八拍，我要一边喊口令一边做完整的示范动作，既不能喊错口令，也不能做错动作，精气神的要求都高，还真是一项挺累的活儿。据说后来我离开一中后、学校条件改善了，课间操再也不用像我那样领操了。我的领操就成为当时一中的一道风景，留在了过去的岁月里，也留在了师生的记忆中。

一中那时是省地重点中学，高中新生和初中新生都是在全市择优录取的。因为高考的需要，高中新生录取专门考虑了办体育特长班的需要，初中新生则单纯按学习成绩录取，没有单独选拔体育尖子生。所以，在全市学生体育竞赛中，一中的高中部绝对称霸全市，而初中部却没有整体优势。尽管如此，我负责的初中学生田径代表队的业余训练还是有成效的，既夺得了初中组团体总分第一，也先后有10人次打破市纪录、3人次破地区纪录，并有1人进省调训队。一九八○年八月我带初中两名短跑、跳远的体育优秀学生参加了在长沙举行的全省学校体育夏令营活动，住在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学生宿舍，与当时省内一些有名的体育老师有了交流。记得那次还专门安排大家游览了岳麓山，我第一次登山后感触很大，写道：“曾闻岳麓峰/今上云麓宫/万象来眼底/五味到心中/登高城愈小/望远地更空/此行壮心志/拜坛借东风”，更坚定了我在专业上要有所作为的决心。

我毫无功利意识地进行了体育教育研究。默不做声地为初一年级200多名学生建立了体育健康档案，与学校医务室甘医生合作，每个学期定期测量学生的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10项指标，一直连续三年直到这些学生初三毕业、我调离一中为止。我通过对学生体育测试的实践和学生的身体素质资料，进行了大体育观的探讨，当时文章写出来了但不知如何投稿。直到十年后我调入省教育厅工作，才把论文《体育评估要实现三个转变》整理后投稿《湖南教育》杂志得以发表。当时，我虽然没有发论文的想法，但却有考体育研究生的梦想。在一中工作一段时间后，我觉得有必要学更多的知识，又因为假期有抽到市教育局帮助工作之便，了解到考研的信息，就有了考研的想法，到市图书馆借来了《体育理论》等考研的书籍开始学习。后来犹豫了，时间就错过了。再后来调离一中到机关后就没法重续这一想法了。但后来出台的一系列干部学历政策，才让我有点后悔当初没有抓住时间考研：如果考上了，我的人生可能就会走一条专业性的路、而不是一条“万金油”的路了。考研成为我没能实现的梦想。

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我起劲地做事，只觉得是理所应该，没有把什么“责任”“使命”挂在嘴上，也没有什么“出名”“成绩”的私心杂念。但我的工作依然得到了老师和学生们的肯定与认可。在一九七八年度学校教职工评比中，由教职工投票推荐，100多人中评6个甲等奖（那时不评先进只评奖），我居然榜上有名；一九七九年涨工资、只有40%的升级指标，也是由教职工投票推荐，我又被评升一级工资；一九八○年学校又推荐我成为市委市政府表彰的“先进民兵”。这些都是我事先没有想到的。当时，我自己的想法还是挺正能量的，翻看那时的笔记，看到一九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我再读《深谷小溪默默流》后有感，决心要让精神闪光，写下了一首打油诗表达心志：“吾身从教不平意/是怨是愿皆不知/一生不用乞功名/默作深谷流小溪”。

我那时候在学校里，基本上都是穿着运动服。当时国家统一规定给体育老师免费发运动衣鞋，好像是每年一双回力运动鞋、每两年一套运动单衣裤、每三年一套运动绒衣裤。穿着运动服主要是方便教学、也是对体育教师教学着装的要求，同时自己认为这样穿着才有体育教师的气质。以致于三十多年后与当时的学生集聚、谈起对我的印象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最深的印象就是我穿着那一套洗得泛白的蓝色运动绒衣裤站在操场上。其实，学生对我最深的印象应该是黑，只是他们不好意思当面说出口而已。那时候的社会共识，黑是健康美，特别是男儿，大家都不在意黑，也没有护肤的概念及现在的诸如防晒霜之类的护肤品。我一天到晚在大操坪搞“日光浴”，既不打伞，也不戴帽，晒得很黑，而且脸上油光闪闪。因为黑，所以年纪也显得大，一九七八年秋季全书记到任一中后第一次来“三平房”看望教师时，我正好在“三平房”外面与教英语的王老师的女儿一起玩耍，全书记见面就直接问我三十几了，我也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才二十三呢”，全然没有顾忌全书记的感受。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上旬我去长沙坐火车到临湘桃林参加学校体育工作现场会，正好与师专校友、澧县一中的金老师同行，金当时在师专时就是以黑著称的。我俩上火车前在新落成的长沙火车站广场照了张合影，从照片上看，我比他还黑。之后我妻子看到这张照片就一直取笑我“黑得像非洲人”。

一中的田径场经过学校和体育老师们的努力，劈山填壑，好不容易让跑道由200米拓成了400米，尽管只是一块土场子，这在当时整个常德地区的学校里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但学校要开运动会，或要上田径课，或要达标测试，我们体育老师都要临时划跑道线。划跑道线有专门的石灰滚筒，属于“洋玩意儿”，即把石灰粉放在滚筒里，然后推着滚筒前行，石灰粉从滚筒立面的细孔漏出，在地面形成一条白色的线。石灰滚筒对石灰粉要求细而不能有块，否则就堵住了，且容量小，划不到20米就要添粉，既费力又效率不高。市里其他学校用可以，场子不大，划的线不多，但在一中不行。于是我们只能“土法”上马，左手提一个装满石灰粉的小铁桶，右手拿一把约四五十公分长的把的小铁勺，挖一勺石灰粉，放在右脚前边，弯着腰，两眼注视前面约四五十米远的线点，一路走过去，让勺中的石灰粉均匀点落在地上形成跑道线。虽然有些累，但自得其乐。久而久之，我们的“功夫”就练出来了，这样画线，又快又直又均匀，之后连学生在大礼堂集会，也要我们体育老师去画线分各班列队的区域。拿着长把铁勺用石灰粉在地上画线，也就成了当时一中体育教师的一项标志性技能。

还有一项标志性技能，那就是写字。当时学校师生都公认我们体育老师字写得好。钟老师原教体育、后做教导处干事，他的粉笔字和钢笔字的行书应该是当时学校的门面，他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下的教导处的各类通知，师生不仅认真阅看，还尽力模仿；他在便签上用钢笔写的调课通知，则是老师们都收藏的行书小品。体育教研组长刘老师的字正楷、娟秀、耐看，看他写字就是一种享受。我呢，由于文革前读小学练过毛笔字，在中学和下放期间练过钢笔字，在师专又练过粉笔字和铁笔钢板字，虽然论书法艺术不行，但讲写字还过得去，到一中后写字的优势得到发挥。那时没有打字机，印制试卷等文件都是用铁笔垫钢板刻在蜡纸上，然后印刷。这成了我的强项，字写得端正，刻出来的蜡纸一次性可以印刷三四百份而不坏。市教育局也抽我参加全市中考制卷、到省城中南矿冶学院参加一九八○年全省高考阅卷统分工作，后来又被借去市地名办负责编写地名条目和誊写地名卡片，最后调入市政府办公室做秘书工作，从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三平房”从当时来看，是比较差的一栋房子，那年深夜发生三级地震时，我房间墙壁都摇得“嘎、嘎、嘎”直响。但住在“三平房”的老师们却相处很好。那时候，一中没有教师集中备课的办公室，都是分散在各自的宿舍房间里，空堂时也很少串门，只有住在一栋房子里的才接触多一点。记得教生物的陈老师见我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夸奖之余他最先预言我会调到市里机关去工作，而当时是没影的事、连我自己都还没有想过。教语文的罗老师一家子住在这里，他的小儿子就成了大家的“开心果”，教体育的褚老师要其在走廊地面上打滚，他就一口气从南头滚到北头弄得浑身是灰，罗老师也不生气。教化学的陈老师每每为包被子所困扰，知道我能在单人铺上缝被子，就要我到她房间床铺上示范教她缝（那时候盖被都是没有被套的，包单拆下来洗干净后要铺在门板上，把棉絮、被面与包单叠好后，再用针线把盖被的四边缝起来，我在下放蚕桑场时学会了在单人铺上缝被子）。当班主任的陈老师发病晕倒时，大家喊的喊校医，打的打电话叫她在外单位的丈夫，同时去她的班上帮助招呼学生。大家住在“三平房”，就像一家人似的，真诚坦荡，互帮互助，也没有什么隔阂。

在体育组更是没有什么隔阂。我在一中读过初中、高中，体育组的同事过去都是我的老师，我与他们相处，我既尊重他们，他们也很扶持我。因为我在师专读书时最后一期专选了武术，刚到一中时想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在学校营造一点武术的氛围，就在初一开展课外武术兴趣训练班活动，六一节时武术班的学生在全校表演了拳术、剑术的基本套路和三人对棍，引起了学生们的极大兴趣，报名参加活动的有近60人。后来我感觉这类训练活动不能持久下去：一是上一级没有学生的武术比赛与交流，二是当时高考在体育特长生中还没有武术类别，三是学生训练没有经费和时间支撑。组里的老师们可能都清楚将会遇到这些问题，但当时还是积极支持我试办。虽然武术班在我做一中团委书记、教导处学生干事后就无法再办了，但我教李老师练太极拳还是坚持了下来。李老师是我在一中读初中时的班主任，之后成为三湘历史课名师。我到一中任教后，每天早上在“三平房”北头外面教他练习48式太极拳，直到他记熟练好、我离开一中为止。也算是我感谢师恩吧。

虽然我在津市是土生土长，但我在常德读书期间父母因工作调动、家已经搬去石门，只有我和姐姐还在津市工作，节假日休息我无家可回、也不上街闲逛，就待在学校房间里看文学史书、发思古之幽情，专注的后果就是连晾晒在外的一套呢子衣裤（当时很贵重）不到一刻钟就被小偷盗走了。现在回想起来，正是在一中的历练，使我形成了业余时间不串门聊天、多愁善感、自在自乐的习惯。从自己当时写的笔记来看，在一中工作的三年半中，连续三年的中秋夜我都是一人度过的。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的中秋夜，风大无月，想起三年前知青同学送我去师专读书的中秋之夜，甚为感慨，写下“风啸云卷/轻衣怎耐寒/旨在中秋赏明月/天公无肯给脸/七五喜聚窗前/赏月人齐话圆/今日仰天默问/圆月何时再现”，思念与知青朋友们再次相会；一九七九年十月五日的中秋夜，初二学生在大操坪上举行赏月晚会，我因有事不能得闲观赏，写下“盈盈满月照今夜/一览旷坪处处月/每逢十五月团圆/不惜中秋赏明月”，因工作不能与学生中秋同欢也不认为遗憾；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的中秋夜，我独自在大操坪上溜达，写下“八月十五月最圆/无奈今晚不晴天/纵使夜空满阴云/心中圆月仍高悬”，对未来充满着期待。

现在回头来看，我成长在鹿头山，缘分也在鹿头山。那时我一心扑在工作上，操场就是我的课堂，我喜欢操场的氛围。每天，都会有一些学生在放学后或晚自习前来到操场上，或打球、或散步、或聊天、或背书。而我呢，在没有体育课或不是课外体育活动时，也会在操场上练习如篮球、排球、跨栏、跳远、单杠、武术等专项技能。三十多年后当时的一位女学生对我说，那时她去操场就是为了看我矫健的身影。尽管她现在都有四十好几了，但面对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想看见您，现在明白了，那就是叫仰慕或者叫什么情愫。缘分这东西，来了无法阻挡，散了也无法追寻。缘聚缘散、缘深缘浅，其实早已命中注定。一九七九年四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在“三平房”自己的房间里读书，四位知青女同学不约而至，其中就有我之后的妻子。“今日双花开/临夜燕频来/盈盈满怀情/昭昭陡增彩/温旧心神怡/谓今思想恺/鹿山多偏僻/久叙无招待/”。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感觉恍惚之中自己的缘分就在其中。所以，当一中热心的老师们想撮合、推荐、介绍给我对象时，我都一一委婉地谢绝了。我当时只是想，如果真的要谈对象的话，可能在知青同学中找好些，但心里却没有一点底。

四女友来访之后，因我妻当时的单位就与一中相邻，她们单位那边虽然修了围墙，但不少学生为上学走近道，围墙总是有个缺口大家可以通过，我也在晚餐后常常散步通过这个围墙缺口去她单位。她做管理工作，单位有日本合作企业送给的彩色电视机（当时是稀罕物）归她管理，只要她晚上在单位，就会搬到室外场坪供大家共同收看；同时单位订阅的报刊杂志也放在她办公室。这让我“顺道”经过她那里与她见面有了好多的借口，感情也就在来往之中加深了。之后我也没有按传统办法请人介绍捅破那一层“窗户纸”，而是自己塞给她一封信就把这事给挑明了。据说，人的一生有三次相遇，第一次是偶然，第二次是必然，第三次是命中注定。我与我妻的相遇、相识、相知，正合这种说法：中学同学是偶然，知青同场是必然，工作同邻是命中注定。

那时候结婚不讲究举行婚礼，也不讲究送礼，我们在一九八一年元月选定的日子里，早上我用自行车把她从单位宿舍接来一中，之后在新房准备了一些糖果、瓜子、花生及一些副食品招待亲朋好友，一中的老师同事们个人掏钱凑在一起买了热水瓶、脸盆等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给我们送来，晚上几位知青朋友来新房聊天，结婚形式就算完成了。只是当时学校领导很人情化，提前给我调整了住房，从“三平房”搬到了办公综合楼，安排了一间大一点的房间作新房，解决了我娶妻和之后生子的房子问题。我一直感激在心。

我曾经说过，高中毕业后下放蚕桑场是我工作的第一站，在蚕桑生活中，虽然大家在一个单位而不是学校了，但都是同学在一起，关系相处比较简单，所以还不能算真正的走入了社会。一中才是我真正走入社会的第一站，“三平房”就是我第一站的栖息地，我的喜乐人生就是从这里起步的。记得在“三平房”我宿舍的窗前、也是大操坪的坡下，当时长有一株木芙蓉树，它所处的环境条件极差，但不管天气如何风吹雨打、也不管放牛娃如何攀爬采摘，每逢深秋时节，它依然开花吐艳，“妩媚而不做作，娇艳而不刺眼”，从容淡定，潇洒自在。木芙蓉成为我在一中时乃至一生的精神寄托。所有的没想到都是想到之中的事情，所有的不完美都是完美之中的事情，想到的与没想到的、完美的与不完美的，只是我们内心的不同感受而已，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区别。

这些天居家回忆一中工作的往事，感觉自己回到了从前，人也年轻了许多，在家锻炼都更起劲了。人上了年纪，越来越喜欢怀旧，年轻时我不懂这是为什么，现在似乎明白了：人老怀旧，这是童心不泯的表现，怀念的不仅仅是过去的时光，更是那个曾经真诚美好的自己。没有世故圆滑，没有口是心非，没有装腔作势，真正是心胸坦荡、心无旁骛、精力充沛、干劲十足。

我们注定留不住青葱岁月，但唯愿能守住年轻的心。 

作者简介：田刚，津市人，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原党委书记、二级研究员。曾在津市一中、市政府办等单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