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乡遐思

文/王继杰 

我深入故乡石门山区挖掘和搜集澧水流域本土历史文化的宝藏两年多之后，一来到毛里湖这水乡泽国，首先映入眼帘的，自然是那澄碧的湖水与潋滟的波光，还有弥漫其间薄如轻纱、如梦似幻的水汽云雾。那波光水汽立刻就在我心中荡漾开来，并与我近年间涉及的本土文化中的澧水与洞庭之水交融在一起了。

水是最能诱发诗人的诗兴之物。“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是李白笔下的黄河之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苏东坡笔下的长江之水；“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是孟浩然、杜甫笔下的洞庭湖之水。这些水都因为这些诗句而一直激荡在中国诗坛和炎黄子孙的心灵之中。

历史上写澧水的诗，除了屈原的《湘君》《湘夫人》，特别是那句“沅有芷兮澧有兰”能被很多人挂在口边外，其他人笔下的澧水影响都不太大。北魏时期，中国河流学的开山鼻祖之一郦道元在其经典巨著《水经注》中写到澧水，竟把屈原这句“沅有芷兮澧有兰”中的“沅”诠释成了“沅水”。后来历朝历代都以讹传讹，以致“沅芷”成了沅水流域的文化符号与象征，“澧兰”则成了澧水流域的文化符号与象征。我在研读屈原《九歌》之中，发现了这一谬误，便写出了一篇题为《屈原“沅有芷兮澧有兰”诗句中的“沅”是“沅水”吗？》的论文，论述了屈原写作此诗时的地理环境与语言环境和语言逻辑都与远隔百里之外，且有武陵山脉阻挡的“沅水”不相干，这诗句中的“沅”是指澧水河中的“沅洲”而非“沅水”。此文被湖湘文化研究会所属的《澧州文韵》和津市文联的《兰草》刊物所刊载。

我国近期的人类基因学界和考古学界都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结论，即无论是中华民族起源于非洲人种的迁徙，还是起源于中国本土的人种繁衍，湖南的雪峰山脉都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最早源头。又据震惊世界的澧阳平原一系列重大而环环相扣的考古发现，从5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津市虎爪山文化起，接二连三的鸡公垱文化、乌鸦山文化、十里岗文化，继之13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宋家岗、华垱，以及10000-7800年前的彭头山与八十垱文化。6300年前的城头山大溪文化的辉煌，则昭示了澧阳平原乃是世界稻作文明的发源地。而且，原始先民们又先后建起了中华最早的古城——城头山古城和鸡叫城，完成了中华民族从山区走向平原与湖区，从采集走向农耕，从部落走向了城市文明的连续几次历史性跨越，引领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早期的发展。可见，史前的澧阳文明是继雪峰山脉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起始的“梅山文化”之后的一座历史发展高峰。

但是，在距今4000年前左右，蓬勃发展的澧阳文明突然寂灭了。此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心才转移到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坡上去。

澧阳平原史前文明为什么会突然寂灭？

这一巨大的历史之谜，考古学界与历史学界不仅没有人及时提出过，更没有人给予解答。

我的论文《揭开澧阳平原史前文明寂灭之谜》写于2012年，我根据众多先秦古籍资料中留下的一些蛛丝马迹，揭示出了澧阳平原史前文明寂灭的原因，其一就是东西方都未能幸免的史前洪水与同时发生的澧阳地震。其二就是大禹趁机发动的“逐三苗”战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洪水令土制的城墙崩溃，造成了粮食、物资、人口的巨大损失，以致澧阳平原上的“黎苗族团”不得不逃向武陵山脉和西南各省，形成西南各省的诸多少数民族。

可见，水，不仅哺育了澧阳文明，也毁灭了澧阳文明，而且还延滞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时间，并改变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地域。也正因为这场洪水，让澧水流域、洞庭湖区最早产生了“女娲补天”、“女娲造人”的神话，后来又传播到黄河流域二度开花结果。上世纪八十年代编印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中，就有湘北、湘西（还包括鄂西、川东南）一带土家族、苗族、汉族地区流行甚广的盘古创世神话、洪水神话、女娲补天和女娲造人神话。尤其是湘澧地区的“洪水造人”神话是“洪水遗民再造人类”，与单纯的“女娲造人”神话是有着极大差别的不同概念。所谓“洪水遗民”，应该是洪水灾难之后残存的人口。“再造人类”必然是洪灾造成了毁灭性的人口损失之后，才有“再造人类”的需要与说法。澧阳平原史前文明在欣欣向荣，健康发展，并取得了辉煌成就之时，若非人口与经济基础遭受到意想不到的毁灭性灾难，怎么会突然寂灭？怎么会需要“再造人类”，甚至需要“女娲补天”呢？“补天”显然是原始先民从根本上消除洪水灾难的强烈愿望的体现！

澧阳平原史前文明的毁灭，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历史教训。它给了人类一个重大的历史告诫，就是人类在利用水资源的同时，必须高度注重水的自然规律，高度提防洪水致灾，决不能搞唯意志论与水对着干。

揭示澧阳平原史前文明毁灭的原因，并总结出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其意义显然比仅仅匡正一个“沅”字的谬误大得多，故我把它看作是我对本土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较大贡献。

在对澧水流域本土文化研究中，我还有一个更大的发现，就是挖掘出了隐藏在《九歌》中的一个巨大历史秘密。

不管是我们对中国传统诗学的研究，还是对澧水流域本土文化的研究，都必然要涉及到屈原的《九歌》。在研读《九歌》的过程中，发现自汉代《楚辞》研究的奠基者们对屈原的《九歌》的诠释和解读有点牵强，读得越多越深，这种感觉就越强烈。

2015年初夏，石门县政协文史委唐明哲主任邀我一起陪同回石门故乡投资的美籍华人、哲学博士盛孝沛先生兄弟俩一同去参观游览城头山，就在他们购买门票的时候，我的眼光落在城头山遗址博物馆大门顶上的一行文字上：

中国最早的祭坛：大型祭坛的出现，表明以天地为中心膜拜，以公共祭祀为礼制特点的宗教控制体系的形成。

我心头灵光一闪，仿佛看到中华民族的三大老祖宗之一蚩尤，和中国诗歌的老祖宗屈原正在天宇之上向我发出启示与微笑。就在这一瞬之间，湖南首先崛起的炎帝、黄帝、蚩尤三大族团北上中原，继之而来的炎黄阪泉之战和炎黄蚩尤涿鹿之战，以及澧阳文明的兴起与毁灭，逃回南方的蚩尤“黎苗族团”在大禹的“逐三苗”战争中，又逃向武陵山脉与西南各省。这一系列史前历史，就像波澜壮阔的电影史诗，飞快地在我头脑中闪过。也就在这一瞬之间，我读懂了《九歌》：那是逃进武陵山脉中黎苗族团与世隔绝后古老的族团记忆，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历史、文化、宗教的文字记录。它不属楚文化的范畴，而是比春秋战国和《诗经》时代都古老得多的文学艺术留存，是中华民族最初的历史文化档案，是中华民族自农耕之初直到大禹时代历史、文化的高度概括。它不是屈原自己的创作，而是他对自己故乡澧水流域武陵山脉中古老民风民俗和祭祀乐歌的收集与择录，他为中华民族保留了这一最早的民族记忆，让我们可以据此窥探到中华民族最早的社会、历史、文化状况。

一回到我在石门借住的住处，我立刻取出稿纸，写出了一个题目：

《<九歌>新探》，并一口气用两个多月时间，写成了一本十来万字的专著。所谓“新探”，主要“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确定了原创《九歌》产生的时代上限，应追溯到原始时代农耕之初，这时代才有《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的自然崇拜，和《大司命》、《少司命》的生命崇拜，以及《河伯》这种人类赖以生存的山河崇拜，还有《国殇》、《山鬼》的祖先崇拜。这不正是“以天地为中心膜拜，以公共祭祀为礼制特点的宗教控制体系的形成”初期的文化体现吗？另外从《湘君》《湘夫人》二诗又可以判断出《九歌》的时代下限为舜帝死于九嶷山的大禹时代，比屈原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早几千年，所以，《九歌》根本不应视为“楚文化”的体现。

二、对《九歌》中祭祀的神祇做了全面的辨析：

1、否定了“东君”也是日神，名为“羲和”的旧说，因为“东皇太一”就是最早的至高无上的太阳神，羲和是尧舜时代才产生的制定历法的职官名称，演变为日神之后，是十个太阳的母亲，是为太阳驾车的人。不管从“天无二日”的观念，还是从情理上都说不通。一个被后羿射死了九个儿子的母亲，那剩下的唯一儿子会让她为自己当驾车之人吗？产生于母系时代的“东皇太一”就没有一点崇母之心吗？当羲和被尊为日神之后，除了澧沅流域武陵山脉中的黎苗后裔们还尊“东皇太一”为太阳神外，中原地区早已不崇拜“东皇太一”，而把羲和当太阳神了。可见《九歌》中的《东君》是指春天之神，而非日神羲和。历代楚辞学者们对此犯了以晚证早、张冠李戴的错误。

2、“大司命”是史前先民崇拜的主管人类寿命之神。“少司命”则是人类生命繁育之神，故为年轻女性。群婚制时代不会产生郭沫若说的恋爱之神。先民们对她的崇拜应该比史前洪水之后才产生的“女娲造人”神话更早。

3、否定了“河伯”是“黄河之神”的旧说。澧阳文明是中国最早的农耕文明，因而才有山河崇拜产生，那时的湖南先民还不知道黄河，也不知道黄河发源地“昆仑”山，几千年之后大禹才出生，才有大禹“疏九河”之说，所以《河伯》诗中的“九河”不可能是大禹所疏的“九河”。“涿鹿之战”后逃回南方，以及“逐三苗”战争后逃进深山老林的黎苗族团与世隔绝，也与黄河没有任何关系，根据“神不亲，民不祀”的祭祀习惯，武陵山脉中的黎苗先民不可能祭祀黄河之神。因而“河伯”不应是“黄河之神”，而应该是黎苗先民们赖以生存的“澧水之神”。澧水有“八条支流”，加上澧水，因而有“九河”、“九澧”之称。至于“昆仑”最早的释义为“遥远之山”，并非指今天所说的长江、黄河发源地的昆仑山。今之昆仑山就是从这一本义演变而来的。与“河伯”相恋的那位女神，则是“沅水”之神。自古水之北为阳，水之南为阴，沅水在澧水之南，澧水在沅水之北，故澧水为阳，沅水为阴，阳为男，阴为女，所以澧水之神为男性，沅水之神为女性。《河伯》是中华民族最早产生于澧沅流域的爱情恋歌！

4、“湘君”“湘夫人”不在九嶷山或君山约会，却到毫不相干的“澧浦”来约会，是影射大禹迫害舜帝和二妃生离死别，而不能见最后一面的历史悲剧，不应解读为二神负约而生气、决绝。

5、《国殇》根本不是楚辞学家们说的秦楚战争中牺牲的楚国战士，《九歌》原创时代连奴隶制阶级社会都还未产生，更何来秦楚二国和秦楚战争？在秦楚战争中，楚国连一次极小的胜利也没有取得过，动不动就被秦国消灭几万甚至几十万人，有被《国殇》诗中称为“鬼雄”的资格吗？有资格被称为“鬼雄”者，此前只有“蚩尤”，他战死后，连他的敌人黄帝都封他为“兵神”，也即“战神”。只要把画有他形象的旗帜一树，各路诸侯都只能望风而降，这才是名符其实的“鬼雄”。此诗显然是蚩尤后裔黎苗族团对蚩尤的祖先崇拜，并纪录了涿鹿之战中蚩尤战死时的勇猛悲壮与惨烈。这是中国最早的战争文学！

6、《山鬼》则显然是怀念北去不归的蚩尤之妻或其部落其他首领的妻子，无异也是祖先崇拜的体现。郭沫若解释“山鬼”为“巫山神女”更是牵强附会，“巫山神女”最早才产生于与屈原同时或更迟一点的宋玉赋中，她的恋人楚襄王也是战国时代的楚国国君，她怎么会成为早于几千年前的先民祭祀之神？而且也违背“神不亲，民不祀”的祭祀习惯。

三、《九歌》不仅不是屈原自己的作品，更不是他被流放汉北或江南期间的作品，而应该是他青年时代采录的他家乡武陵山脉中黎苗后裔的古老祭祀乐歌。最多只有一些文字上的加工而已。这些民间祭祀乐歌也不可能如王逸、刘禹锡、朱熹所说的“鄙陋”或“淫荒”，本身就应有很高的艺术性。《九歌》中体现出来的感情色彩是清新明朗的，根本体现不出王逸所说的屈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的思想情感与创作动机来。此说完全是牵强附会。郭沫若认为它应出于屈原早期反而有道理。

四、我从流行于石门县境“还傩愿”的民族风俗中受到启发，想到“还傩愿”即演“傩戏”向“神灵”们感谢其恩佑，它是直接继承原始时代，也即《九歌》原创时代巫傩文化中的民族祭祀形式。在这种祭祀中，主唱的巫者所请的神祇数量之多，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此，我联想到原始祭祀乐歌中祭祀的神祇，决不会只有屈原《九歌》中采录的十位。至少在自然神崇拜中，还应该有与早期农耕密切相关的月亮神、风雨神、雷电神等等，而且，我受常德太阳山乃《九歌》中《东皇太一》的神山之启发，想到《九歌》中其它神祇的神山，也应该就在沅澧流域之间的武陵山脉之中，尤其应该在澧水流域之中。于是，我开始了艰苦的探索，终于在澧水流域的大庸、慈利、石门、澧县、津市等县市寻觅到了“大司命”、“少司命”、“云中君”、“东君”、“国殇”、“山鬼”，乃至“月亮神”、“风雨神”、“雷电神”的诸多神山。

这还只是我在澧水流域本土文化研究中的几个华彩乐章。另外，我还对澧水流域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一系列精英文化、宗教文化和民间文化也作过较系统的研究和探讨，也得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研究成果。已经写成的文稿和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可以编成两大本专著了，得过两次冰心文学奖的张天夫先生还给我拟出了一个书名《澧水：中国的文化长河》。另外，再加上我的大量诗词曲联作品和诗学论文，已可形成一套系列著作，这都是澧水河给我哺育的结果。

以上探讨的是从澧水衍生出来的文化，并不是对水本身的探讨。下面就说水吧！我十分奇怪，邃古之初先民们创造了好几个“火神”加以崇拜，却为什么不创造出一个比火更重要的“水神”加以崇拜，至于“河伯”、“龙王”之类，虽说是与水相关的“神”，细究起来却是分管各个江、河、湖、海的一些行政长官神，并非专门统管水的“神”。

自大禹治水之后的历朝历代似乎都没有忘记史前洪灾那一历史告诫，后来的人们也创造出了一个专门管水的神，名曰“水官”。但这“水官”一神，炎黄子孙中知道的人并不多，而且其称谓已经是“官”而非“神”，倒是“治水”的大禹被尊崇成了“神”，至今还供奉在武汉长江边的晴川阁里，而后来治水和管水的官却不绝于史了。可见，人类早期对“神”的崇拜已经让位于人类中的权力者——“官”了。

当然，历代治水与管水的“官”并不乏成功的范例。例如郑国受命修建的郑国渠，就使八百里秦川成为了秦始皇统一六国雄厚的粮食、物资、兵源基地。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就使成都平原成为了富庶的“天府之国”，他父子也被修了庙，尊为了“神”。

但洪水灾难也不绝于史。远的不说，只说1998年澧水流域的洪水灾难，至今还令人心有余悸。当代的抗洪手段与设施措施和物资条件，跟毁灭澧阳文明的史前时代有了天壤之别。仅澧水及其八条支流上所建的拦洪闸差不多每隔几十里就有一座。但还是没有拦住洪水。当然，这些拦洪闸主要是为了发电而建的，在洪水季节也有拦堵洪水的作用，说到底，这种“拦”与“堵”，还是大禹之父鲧治水失败了的方法。大禹的成功在于“疏”。

1998年的洪灾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争”，即人类与水争田。上世纪“大办农业”时期，全国人民在“人定胜天”，“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大面积毁林造田，围湖造田，与水争田，致使八百里洞庭湖这个吸纳洪水的天然蓄水库变成了一座座良田万亩的堤垸，蓄水、泄洪功能急剧减弱。德国的湖泊科学家来考察洞庭湖时，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八百里洞庭湖。全国其它湖泊恐怕也不乏同样情况，以致1998年洪水又一次向炎黄子孙发出了警示。我还在当知青时，在一次洞庭湖边的防洪抢险中，就曾面对狂怒的洪峰口占一绝云：

防洪抢险洞庭边，力尽筋疲感万千。

听取漫江波怒吼，叫人莫与水争田。

“人定胜天”作为人类的一种理想提出是可以的，但科技能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胜天的时代，就时时处处与“与天奋斗”，只要老天一发怒，“与天奋斗”的英雄们就会筋疲力尽，叫苦不迭，也并非危言耸听。

现在，中国人民终于走上了遵循自然规律，真正“科学种田”的道路，“毁林造田”已经“退耕还林”，荒山秃岭已变成了青山绿水。可这却足足耗费了两代人的时间！而且“围湖造田”却根本没有、也根本不可能“退田还湖”了。毛里湖本是洞庭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因为“围湖造田”与洞庭湖渐渐产生了距离与隔阂。现在人们称毛里湖为湖南第一大溪流湖泊，前几年又被划定为国家级“湿地公园”。这其实也是一种沧海桑田的演变过程。我希望管理这块“湿地”的各级官员们，也像李冰父子一样，把这里变成一块生态多样性的“天府之国”，千万不要加速“沧海桑田”的演变过程。因为，尽管澧水及其支流上造的栏河坝越来越多，但仍只是鲧之“堵”，而非禹之“疏”，洪灾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不过，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完成了一项重大的“疏”水工程，就是“南水北调”。

1967年夏，那场历史浩劫开始不久，我第一次见到华北平原与黄河，在本应草木繁盛的季节，一些黄土坡上竟连绿色草木都很难见到，浑浊的黄河只有澧水河宽，与我从小就见到过的长江中下游浩瀚壮阔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望着那干涸的河流与焦渴的田野，不禁感从心发，立成一绝云：

千里平原满目黄，骄阳渴土景荒凉。

中华民族摇篮地，何日能成锦绣乡？

改革开放之后，我多次去北京，见到华北平原的景象虽不断改观，但与我们江南的青山绿水相比，总有一种苍凉之感。

现在，丰沛的长江江水滔滔北去，滋哺那焦渴的华北平原，应该是中国当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篇章。人们总把“南水北调”说成“引江济黄”，我却认为它也是一项重大的长江疏浚工程，每到大江横溢之时，就可把多余甚至为害的江水调到北方去滋润那焦渴的大地，一举两得。据说现在还只是东线工程，将来还要搞西线工程，从长江上游引水去北方的黄土高坡，这“疏”的工程就更大了，至少能减轻洞庭湖的蓄水排洪压力。看来，“围湖造田”就用不着“退田还湖”了，不然，“围湖造田”后形成的众多人口往何处移民？那国家又得花多少费用？群众又得遭受多少折腾与损失？

作者简介：王继杰，津市《兰津诗社》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