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我去战斗

文/刘尊鑫

粉红石首仍无骨，雪白河豚不药人。

寄语天公与河伯，何妨乞与水精鳞。

当我们吟着苏轼的这首诗，登上南岳山头，俯瞰眼前鳞次栉比的楼群，车水马龙的街道和郁郁葱葱的郊外，仿佛听到了历史洪流滚滚向前的坚定足音；仿佛看到红军战士为石首、为祖国，在这块红地与残暴的敌人厮杀。

素有“红军之乡”的湖北石首市，是一片红色热土。大革命时期，石首学子在武汉成立旅省同乡会，接受斗争锻炼，1925年5月成立荆州境内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石首新厂小组。革命运动走在湖北省前列。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石首是湘鄂西苏区早期的中心地带。1929年6月，鄂西特委在宜昌解体，周逸群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来石首活动。

9月，在石首袁家铺，正式恢复中共鄂西特委，12月，在石首横沟市成立“中国红军独立第一师”，后又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1930年10月，洪湖军校迁石首焦山河，更名为湘鄂西赤色军政干部学校。11月，在石首城区组建新六军。

1930年4月，中共鄂西特委机关从石首袁家铺迁驻石首调关镇，正式成立鄂西五县联县政府；9月扩大为湘鄂西特委。石首成为湘鄂西苏区的中心。

从1929年6月中共鄂西特委机关撤出宜昌，到1931年3月22日湘鄂西苏区首府调关失陷，在长达一年又九个月的时间里，石首袁家铺——调关镇一直是湘鄂西苏区的指挥中心。领导苏区26个县，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形成以石首调关为中心，纵横千余里的赤色区域，主力红军发展到万余人。特委下辖26个县委，有党员两万余名。

石首是石公华抗日根据地的中心。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日本封锁长江。石首古长堤成为转运南北物资入川的唯一水上交通，1943年9月，成立石公华县委、县行政委员会，在古长堤建立“两面政权”，设立“维持会”、“商会”，古长堤客商激增到5000余户，常住人口5万人。石公华税务分局在古长堤所征税款占鄂豫边区39个县全部税收的一半以上，用于辖区经济建设和新四军第五师军需开支，为完成新四军第五师对武汉日军的战略包围做了重大贡献。从成立中共石公华县委，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石公华抗日民主根据地孤悬敌后，坚持斗争长达两年，消灭了日本大量有生力量。

石首人民为这块红色土地，付出了惨重代价。先后有5.7万多名优秀儿女为革命英勇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多达3706人（不包括无名烈士）。石首先后“三万儿女当红军，”这在湘鄂西乃至全国革命史上都堪称壮举。

石首是“红军之乡”，是红军精神发源地之一。红军精神像一盏明灯一直照耀着我生命的每时每刻。

1964年8月2日，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制造骇人听闻的“北部湾事件”后，把矛头直指我国，美军的飞机不断侵入我海南岛地区和云南、广西上空，投掷炸弹和发射导弹，打死打伤我国船员和解放军战士。我国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了我国的家门口。正在石首一中读书的我，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心如刀绞，再也静不下心来读书了，向学校领导、接兵部队首长递交一份份决心书、保证书，要以红军先烈为榜样，驰驰骋疆场。

学校领导、接兵部队首长很快批准了我的申请。经过紧张的三个月新兵和两个月的战备训练，1965年6月26日深夜，天空既没有星星，更没有月亮，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我和战友们身着既无帽微又无领章的蓝色服装，头戴越式凉帽，脚穿越式抗战鞋，背上背着行李包，肩上扛着枪，掛包和水壶，腰间还系个急救 包，在广西边陲小镇凭祥集结，登上米轨小火车（法国在越南修建的只有1米宽的铁路），从友谊关出发，跨过一座铁路桥，便来到异国他乡，开始了与美帝国主义长达五年多的腥风血雨的厮杀。

1965年9月20日，是我们援越抗美部队第一次实战。上午11时，我和战友们正在挖防空洞，突然警报响起，几分钟过后，美军侦察飞机就飞到我所在的战场——越南宋化大桥和宋化车站上空，我们虽然经过几个月的战备训练，但到了战场，心情仍然很紧张，不知所措。这时，我脑子里立即出现了石首“红军树”的情景。1927年12月，石首革命军负责人李恒久、屈阳春率领300多名暴动队员从石首桃花山黄芯树旁过，刘道民、杨老六等人把黄芯树刮掉树皮，刷写上“打土豪，分田地”等宣传标语。1928年3月，湘鄂西特委负责人周逸群来到桃花山，选定黄芯树为聚会地点，建立了以傅朝政为首的桃花山区第一个地下党支部。1930年10月，红二军团南征前夕，黄芯树所在的小土岗是重要的练兵场 。一天，贺龙、邓中夏、周逸群等策马到此检查“扩红”工作，看到树下训练有素的红军新兵和树干上赫然醒目的红军标语，贺龙欣然将这些树称之为“红军树”。

“红军树”，远看是一颗星，近看是一座像，在我心里放光，教导我为人，指引我战斗。

想到这里我充满激情。

第一批敌机没有投弹轰炸，可紧接第二批20架次的F105轰炸机向宋化大桥与车站密集性狂轰滥炸。爆炸声、枪炮声和人们的叫喊声混成一片，整个宋化大桥和宋化车站弥漫在硝烟和尘土飞扬之中，炸弹落在河中水柱冲天。共投下了40多枚炸弹（包括定时炸弹）。一辆满载乘客的火车缓缓进入宋化火车站，第一架侦察机飞到宋化车站上空，乘客纷纷从车厢跑出，不一会侦察机飞走了，乘客又拥进火车。这时突然来了20多架轰炸机，一溜炸弹把宋化地区变成了火海，顿时列车、车站全部夷为平地。乘客无一幸免，血流成河。有一家五口当时正在吃午饭，5岁的小孩被另一家小朋友叫出去了，这时一枚炸弹正好落在他家，两位老人、一对儿媳被炸死。连一块完整的人肉都找不着。

面对美国的滔天罪行，部队官兵义愤填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当时有两枚定时炸弹落在桥头未爆。大部队要进现场抢修，首先要排除定时炸弹。这时我们这些新兵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劲，都纷纷要求上。排弹场景十分动人，排弹的战士，必须要有牺牲准备，党员交了党费，非党战士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要求在火线上考验入党。在开挖前甚至对家人有什么话要交待，可以用书信写下来。我也参加了光荣的排弹任务。因天气炎热和拼命的挖泥土，定时炸弹入地20多米深，人多了进不去，只能一班接一班的挖。我这一班三位战友，都是从石首入伍的，从小受红军光荣传统的熏陶，心里都默默地念着下定决心。我们坚决不用战友换，坚持把定时炸弹挖出来止。我们穿着短裤还直流汗，一个个都成了泥人，挖到最后，铁锹不好使，就用手刨，手指出血也不吭声，坚持战斗。当把炸弹抬出安全地带后，我们疲劳得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了。

就是这样，我和我的战友用血肉之躯换来了第一次实战的胜利。击落了三架敌机，活捉一名美军飞行员，提前1小时15分钟抢通了宋化大桥，保证了战争物资源源不断的运往越南南方，打击美国侵略者，创造了铁路史上的奇迹，受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的赞赏，连队获得胡志明主席授予的“决战决胜”红旗和“英雄六连”的称号。两任指导员、连长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1966年，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实行的“南打北炸”战略升级到极点。每天成百架次敌机对越南北方轮番轰炸，铁路沿线炸弹坑十几米深，一个接一个，车站、房屋、桥梁、路基经常被摧毁。子母弹、菠萝弹、钢珠弹、定时炸弹遍地都是，严重威胁着战友们的生命安全。

3月25日，营部通信班的战友正抢修通信线路，突然一枚定时炸弹爆炸，班长周家政当场牺牲，参加抢修的其它三位战友负重伤。这时，离上级通报敌情的时间只差半个小时了，营长命令正在营部当文书的我，带领通讯员立即抢通线路。我们二话没说，扛起电线直奔被炸现场。现场被定时炸弹炸成了一个方圆200米的塘，消烟还没散，我们三人不顾一切，立即接线头，埋电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如果按过去的接线办法，就不可能提前抢通线路，上级敌情通报就可能要耽误。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但离通报时间只有5分钟了，还有十多米线没接上，电话线也不够，这时，我急中生智，三个人手拉手，让电流从我们身上通过，使上级的敌情通报准时传达到部队。这次部队党委给我们三个人都记了战功。

我们就是这样，以红军为榜样，在历时五年多的日日夜夜里，头顶敌机，身披酷暑，风餐露宿，同世界上头号美军殊死搏斗，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让美军闻风丧胆、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圆满完成了祖国和人民交给的支援越南人民保卫北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伟大任务。用实际行动捍卫了“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尊严；打出了国威，凸显了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骨气。

我和我的战友们1970年回国后，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加快“三线建设”，参与了襄渝铁路建设。第一站是陕西紫阳县。部队刚进去，不说公路，就是像样的人走的路都没有。生活物资、施工器械，全是靠人挑肩扛，从船码头扛到部队驻地。我们又以红军为榜样，发挥“红军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硬是把毛主席最关心的战备线——襄渝铁路提前修通。

1983年部队要撤编，集体转业到铁道部，我为了两个孩子有一个稳定的学习环境，申请转业回地方工作。组织上把我安排到湖南津市市工作，但我时刻不忘生我养我的“红军之乡”——石首，每年我都要带着家人回石首去，追寻红色足迹，接受红色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在阳光里穿梭；

有一首歌，在脉管里流淌，在心里头铭刻；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首歌，歌词铿锵有力，旋律气势磅礴。

这首歌，是照亮心灵的灯，是点燃信仰的火。

这首歌，是吹沸热血的风，是酿造蜜汁的果。

这首歌，植根几代人的心灵，在代代人心上蓬勃…… 

作者简介：刘尊鑫，湖北石首人，曾任津市广播电视局、文化局局长。曾参加抗美援越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