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苏轼那样面对小人

文/周云武

苏轼的一生，遭遇过不少小人，而遭遇小人之后，苏轼的姿态与心胸，值得我们学习。

一

苏轼人生旅途遭遇的第一个小人，叫谢景温。

谢景温曾经在官场苦苦钻营却成效不大，后来，他把自己的妹妹嫁给王安石的弟弟，这在今天看来，他便与王安石成了姻亲兄弟。王安石那时乃当朝宰相，谢景温的攀附，果然见效，很快跻身朝臣。

纵观中国历史，容易被小人盯上的人，并不一定就是直接得罪了小人的人。司马光在保苏轼时对宋神宗说的话，是颇令人警醒的。那就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为什么会“木秀于林？”一是有真才实学，受人推崇；二是能真抓实干，被百姓称颂；三是露真性情，令权贵不爽。这三条，集于苏轼一身。

苏轼敢于坦露真性情，敢于直言犯上，不随波逐流，不经意间便暴露出像某些城府很深者所说的弱点、缺陷和不足，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苏轼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朝野上下众所周知。当苏轼《再上皇帝书》，直言“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之后，王安石恼火了。

谢景温瞅准了时机，上下弹劾：苏轼三年前送父亲灵柩回眉山，利用官船沿途贩卖官盐、家具和瓷器。

皇帝看了奏章，当然下令调查。此事震动朝野！

韩琦、范镇、欧阳修等一批大臣和名臣纷纷站出来说话：当初苏洵去世，英宗及大臣们的巨额赠银苏轼一概不受，犯得着用官船去卖私货，干那违法的勾当？

审查过程，长达数月，案子终于了解：子虚乌有，苏轼无罪！

按说，苏轼完全可以痛斥谢景温“诬告”之卑耻行为，但他竟然如无事一般，选择了沉默。用今天的话说：让历史去评说罢！

二

苏轼生命中遭遇的第二批小人，首推沈括，就是那位著名的《梦溪笔谈》的作者。

沈括堪称北宋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他行走官场，袖筒里时常藏着不止一封密信。有史学家评价他是告密的专家，是告“阴状”的祖师爷。

苏轼在杭州任通判的时候，写了不少诗词，还将其汇成集子，但凡好友到杭州看他，都会赠送一本。沈括本也算苏轼颇为亲密的朋友，没有城府的苏轼当然也送了他一本。沈括回汴京后便开始仔细“研读”这集子，深挖出其中“词皆讪怼”、攻击朝廷新政的“诗寓词意”，写成状子，呈给了监察部门。

沈括此举，本来是想讨好王安石，希望王安石给他记一大功。王安石虽然早就知道苏轼不满他的变法新政，也为此给过苏轼“一点颜色”。但王安石毕竟是君子，对沈括的小报告未予理睬。而且，还提醒神宗皇帝：沈括是小人。

这件事看起来就这样过去了。但在朝廷影响却不小，果然，几年之后，御史台的李定、舒亶、张璪、何正臣拾起沈括的伎俩，向苏轼发难！中间两位还是苏轼的朋友与同窗。

四人联手，轮番向宋神宗告状，都是从苏轼的诗文中摘取“罪证”，还真列出了四条言论罪状。本来，宋朝自立国以来，对言论是比较开放的。但有四位大臣实名举报苏轼，宋神宗也觉得事态严重，于是下令查办！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我们从一个细节可以窥测到小人们是如何导演的。李定派人到杭州收集苏轼当年的诗文，从苏轼咏双桧的诗中发现了“根到九泉无曲处，此心惟有蛰龙知”这句，如获至宝，立即呈给当时的右相王珪。王珪拿着诗稿上报宋神宗：苏轼确有不臣之意。宋神宗问：何以见得？王珪说：陛下如飞龙在天，苏轼竟然公然声称与陛下合不来，反求知音于地底的蛰龙。宋神宗颇有疑惑：不能这般比附吧！他自咏桧（柏树），干朕何事？王珪动了动嘴，欲再申辩，旁边有位叫章惇的人插话：如此解读诗文，恐怕人人都有罪！

“乌台诗案”轰动朝野，牵动四方，杭州、徐州、密州的百姓纷纷给苏轼祈祷。正直的大臣们纷纷为苏轼说情。就连刑部侍郎范镇，也不顾家人反对，毅然上书皇帝，乞免苏轼一死。

后宫内，太皇太后曹氏、太后高氏，都为苏轼求情。曹氏病重，宋神宗欲大赦天下为祖母消灾求寿。高太后说：你也不必赦天下，只放了苏轼就够了。

宋神宗为苏轼的案子十分头疼，御史台的言官们群攻苏轼，朝野上下为他说情的呼声又此起彼伏，怎么办？

宋神宗不愧是一位颇有主见的皇帝！他私下里派一名小太监潜至乌台，暗中观察苏轼的动静。几天后，小太监回报：苏轼夜里睡觉，鼾声如雷。皇帝心中有数了：苏轼并未藏奸，心中坦荡！赶上此时，已被罢免宰相而闲居金陵的王安石有札子呈给宋神宗：“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

于是，“乌台诗案”历时120多天，终于结案：苏轼放了出来，以团练副使贬黄州，不得签书公事。

元丰三年（1080）正月新年，苏轼离开京城赴湖北黄州，一路上还有御史台的台卒押着，从三州太守一变而为戴罪之身……而且，这一番无故生端，都是小人们无中生有而制造的冤案。

苏轼的心态如何？

从现存的史料中，没有找到苏轼对那帮小人有任何泄愤的文字与行为。说他完全没有心理阴影，那倒也不见得。他在《答李端书》中写道：“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革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曾经的那么多亲友，竟“无一字见及”，写个书信出去，也不见回复！

心情可谓糟透了！

但是，苏轼出狱以后，对“乌台”遭遇，终身只字未提。

他刚到黄州时，写了一首七律：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如果这还不足以表达他的心情，再请看看不久后他写的那首著名的《临江仙》：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一生“性不忍事”，有话就说。但对待小人，对营营苟苟，他没有直言抨击，字里行间的痛楚也是隐而不彰。

被贬至黄州之后，苏轼的创作犹如井喷，达到了巅峰！前后《赤壁赋》，“大江东去”等千古旷世名篇，横空出世。他还把几十万言的《汉书》用毛笔抄写了一遍，书法作品《寒食帖》等成中国书法史上的珍品。他以前主要画竹，现在枯木怪石都成了笔下神奇之物。黄州城东约50亩坡地，苏轼率全家开垦，麦子种下了，初春一片新绿，入夏满目金黄……苏东坡这个名字，从此响彻中华。

三

苏轼生命中遭遇的第三个小人，以他40多年的好朋友为代表，还曾在他“乌台诗案”落难的时候帮过他。文中前面提到过，名叫章惇。他们是好朋友的时候，苏轼曾拍拍他的后背开玩笑说：“子厚（章惇的字）日后能杀人！”没想到他这杀人的刀后来竟架到了好友苏轼的脖子上。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几经波折，被朝廷以兵部尚书召回，兼端明殿学士，还兼侍读，做了尚未理政的小皇帝的老师。但是，小人们又导演出“竹寺诗案”：

宋神宗去世两个月后，苏轼曾于扬州竹西寺题诗：“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这还了得！皇帝死了，苏轼居然“闻好语”？

元祐八年（1093）四五月间，一个叫黄庆基的谏官，连上7个奏章弹劾苏轼，说他“天资凶险，不顾义理，言伪而辩，行僻而坚”。

好在这一次有当朝宰相吕大防主持公道，高太后也趁势发力，罢免了黄庆基。

事隔两年，章惇得势，开始对苏轼下手。

绍圣元年（1094）四月，朝廷告下：苏轼“责知英州军事州”。一夜之间，苏轼全家卷铺盖走人。才走出几百里，第二道告令又下：降为从六品。六月，走到当涂，第三道谪令又来了：责授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六品官、两学士及相应俸禄一律取消，苏轼被降为罪臣。何止是罪臣？宋朝不杀大臣，惩罚最重的，就是贬到岭南去！

这三道谪令，都是章惇所为。

怎奈苏轼却是个真性情的人，郁闷的时候要写诗，高兴了也要写诗，而且毫无忌讳，口不择言。苏轼当年因反对新法而被排挤到杭州时，他的好友、画家文同曾寄诗告诫提醒：“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题诗。”苏轼哪里管得住自己！这次他又来了！

遭贬惠州后的第三年，苏轼在白鹤峰营造了新居，情绪颇好，欣然命笔：“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诗传到京城，章惇阴笑道：苏子瞻还这么快乐吗？贬他到海外儋州去。那时的海南，被视为海外！

白鹤峰的新居才住了两个月。一纸令下，全家恸哭。

到了儋州，再也没有更南更远更偏的地方可贬了，苏轼的真性情索性坦露无遗。喝了点酒，上脸了，一群小孩觉得好玩，好奇，追赶他，性情中他张口就来：“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闲看树转午，坐到钟鸣昏。敛收平生心，耿耿聊自温。”

都说苏轼是豪放派的代表，但他的许多诗词，却令人潸然泪下……

或许是海南太遥远，未能及时传至京城；又或许是苏轼已贬无可贬，章惇已拿他没有办法了。这些诗词再也没有给他带来风险。

相反，章惇的报应却到了。

宋哲宗英年早逝，宋徽宗上台，章惇被贬到雷州去了。而且，雷州当地老百姓痛恨整过苏轼的小人，连民居也不租给他住。

这个时候，朝廷又想起了苏轼。1100年六月，苏轼奉诏北还，儋州百姓哭送于海边……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岛上3年28天的贬谪生活，没有留下仇恨。

章惇遭报应，苏轼又是怎样待他的？章惇的儿子章援，写了一封700余字长信托人呈给苏轼，言辞恳切。信中委婉地提到东坡先生（苏轼）他日辅佐君王之时，一言之微，足以决定别人的命运，因而生怕先生以他父亲整苏轼之道而还治其人之身。

苏轼就地回复，其中有一段话，不妨摘录于此：“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书信背面还写了专治瘴毒的药方，荐与章惇备用。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这可是小人们的杰作！苏轼一生，到许多州工作过，尤其在杭州，长达8年之久，为何只讲这3个州？在他的内心深处，就真的没有痛楚吗？

苏轼的一生，是遭遇小人的一生，也是宽恕小人、成就自己的一生！

作者简介：周云武，津市人，湖南日报社原记者、编辑、长沙分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