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园韵事

五月黄梅天，该是桑葚成熟的时候了。不知怎么的，早晨被淅淅沥沥的雨激醒，突然想到了那一片桑林，那乌紫的、细嫩的、酸甜的小果子。

在那个明代就被称为“花红酒绿大码头”的古城的东北隅，有一块桑园，方圆约两千亩，绕边缘走一圈，有约十里地。悠悠澧水，青青桑园，那是我放飞青春的地方。

那年我们五十多名高中毕业生带着知青的身份下放到蚕桑场，接受“再教育”。记得刚到时，正值早春二月，放眼桑林，全是光秃秃的树爪，连树枝也没有，桑树倒是横成排、竖成行的，很是齐整。都说桑葚好吃，这之前我在城里没有吃过，于是在痛苦磨炼和热切期待中等到了五月。

五月的桑园，早已是一片绿色的海洋。微风拂过，掀动桑叶上下翻舞，在桑叶和桑枝之间，一簇簇桑葚显露着羞涩的红脸，散发着醉迷的清香，展现着妩媚的诱惑。我们那里的桑树是嫁接的优选品种，主要为养蚕供应桑叶。每年剪一次枝，主干很粗但不高，春天新生的枝条可以长到两米来长，采摘桑叶不用爬树，站在地上只要拉弯枝条，就能采摘了。这也为采摘桑葚带来了方便。住在附近的小孩熬不住，常常溜进桑园吃桑葚，也就成了我们“看青”时吓唬的对象。其实，蚕桑场并不需要这些小果子卖钱，也没有人力物力去采摘，每年都是让它自生自灭的。不让小孩采摘桑葚，主要是怕损坏了桑树、桑叶，影响蚕桑生产。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小伙子也熬不住。在桑园里劳作休息的间隙，大家迫不及待地就着枝条吃桑葚，一颗一颗的往嘴里填。熟透的桑葚汁水多，甜味重，娇嫩得很，一吃就打不住。一会儿的工夫，满嘴就变成了紫色，牙齿、舌头也紫了，有的连鼻尖和下巴都紫了，大家互相瞧着、打闹着，你抹一把我的嘴，我抹一把你的脸，欢笑声飞出十里桑园。

我们所处的那个时期，祖国母亲还比较贫穷，但大地母亲却是慷慨的，桑园、田土、河岸，给了我们快乐和富有。蚕桑场是栽桑养蚕的国企，每年养三季蚕，还有地里的活要干，如在桑树间套种黄豆、油菜、西瓜等各种作物。西瓜成熟的时节，一个个西瓜就像躲迷藏似的，藏匿在一望无边的绿色藤蔓下，承载着我们劳动的结晶。这个时节，我们要在地里搭瓜棚，派人一天二十四小时值班，看守瓜果。那时候物价低，西瓜只有八分钱一斤；收入水平也低，知青每人的生活费每月只有十八元，场里老职工工龄长的也不过二三十元。时不时还真有人来偷摘西瓜，但大多时间，都是我们看瓜人夜里巡查累了，自己在地里挑瓜吃。那个时代，粮食是每月定量供应的，买副食品不仅要钱、还要粮票才行。所以，每天能敞开肚皮吃上一顿西瓜，也算是一桩美差。而看瓜人也常常遭到捉弄。知青中有好事者深更半夜起来，趁看瓜人去地里巡查溜进瓜棚，将瓜棚中的闹钟和衣物给藏了起来，等看瓜人回来发现闹钟不见、担心是小偷“袭击”了，就赶紧向场部报案。因为那时看瓜守夜，瓜棚里有两件值钱的物件，一件是家用电器手电筒，另一件就是机械产品闹钟了。

收割黄豆押车运输也是一桩美差。那时候蚕桑场的农用运输工具就是手扶拖拉机，虽然长像难堪、在地里跑起来就像一只机械狗、戏称“狗伢的”，但运输农产品比人拉肩扛省力多了。把被割倒在地垄中的黄豆藤装上“狗伢的”运回场里，就是押车人要干的活儿。黄豆藤堆码在“狗伢的”的拖斗里，垛有两米来高，知青贪玩省去了捆绑，押车人就坐在垛顶上压住黄豆藤。“狗伢的”走上坑坑洼洼的机耕路颠簸厉害时，黄豆藤东摇西晃地把押车人从垛顶上直接甩掉到路边的太沟里，押车人就势在沟里打两个滚，爬起来又奋力追车，像铁道游击队扒火车一样飞身爬上垛顶。空车返回地里时，押车人站在拖斗里，煞有介事向地里忙于收割的伙伴们挥着手，就像首长在检阅部队似的。那种拉风嘚瑟劲，在当时不仅不讨厌，还给大家带来了欢愉，为简单、枯燥、重复的劳动注加了开心的笑点。

蚕桑场养蚕当时算是大规模生产。一季蚕宝宝上山成茧后，养蚕用的数千个簸箕要清洗消毒，一搞就是十来天。蚕桑场的南面紧靠澧水河下游，因与负责供应计划木材的国营贮木场为邻的缘故，河边长期停靠有三四十个杉木扎成的木排，占了整个河湾，成为我们洗刷簸箕的最好去处。每到清洗簸箕的时节，澧水河边就出现这样一道亮丽的风景：蓝天白云下、青山绿水边，一群穿着入时的大姑娘、小伙子蹲坐在木排上，脚下头拍打着亘古流淌的清凉河水，手里头洗刷着最原始的劳动工具，口上头哼唱着当时最流行的《拉兹之歌》，歌声、笑声与刷刷声、吆喝声交织在一起，热闹了半条河岸，引得河道中间过往的船只都侧目靠边减速而行。从场里将簸箕运到河边又运回场里，隔着高高的防汛大堤，要靠人工搬运。簸箕是用竹篾做成的，长约一米二、宽约八十，一个重约五六斤，浸水洗净后重量可能翻了倍。不大不小，不轻不重，提不了，抱不成，只能顶在头上搬运。开始时每个人一趟只能顶二三个，之后，大家功力大增，以女生为最，多的一趟可以顶上十五个簸箕翻越大堤，其壮实有力可见一斑。那时候正值朝鲜影片《摘苹果的时候》在古城上映，剧中有主人公被介绍一个壮实的、一年能挣六百工分的姑娘的情节，由此大家自我解嘲，说蚕桑姑娘都成“六百工分”的了。

很多年后，当我再回到那里时，河边的木排没有了，地里的西瓜、黄豆没有了，桑园的桑树没有了，当然，那酸甜的桑葚也没有了。城市的发展延伸到过去的边缘地区，原来的桑园里建起了高楼、建成了街道，一切都面目全非。但是，知青岁月却深深地珍藏在我们的记忆里。每当我向后来的同事或小字辈讲起这些桑园韵事时，心里总觉得幸福满满的，他们听了也羡慕得不得了。是啊，有时候人们往往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总是把眼睛看向别人的幸福。其实，你所拥有的正是别人所羡慕的。

知青房的琴声

知青的住房，红砖红瓦，掩映在绿色的桑树丛中，既接地气，又有些清高。每天清晨，当启明星还在天边闪烁，优雅的小提琴声就从那里飘出，青春的旋律萦绕在桑园的上空，催叫了农家报晓的大公鸡，唤醒了桑林酣睡的斯麻雀，桑园于是闹腾起来，开启了新的一天。这是那时候蚕桑场的又一道风景。

我们是在打地铺、睡上下床一年多后搬进新建的知青房的。住房虽是新的，但房子里面却简约得很。房间的隔墙是用毛竹竿缠稻草再抹灰沙做成的，整栋房子没有天花板。在房间里小声说话，隔壁听得一清二楚；稍大一点声音，整幢房子都听得见。我们男女知青同住一个屋檐下，就像一个大家庭似的。据说与别的地方知青比，我们住的条件要好多了。不论怎样，知青房是我们一块相对独立的天地、一个劳动之余得以憩息的地方。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知青中一男生开始搬弄小提琴。那时候小提琴没有现在这样普及，属于阳春白雪的那种，一般人很少见，更不要说用。之后又有一女生加入。每天下午收工回来，这对金童玉女换下工装，就急急忙忙赶往指导老师家练琴；一到清晨，“吱吱嘎嘎”的小提琴练习曲又成了我们知青的精神早餐。那时候，没有大学可考，想读大学深造只是“画饼充饥”；文化生活又十分贫乏，除了样板戏再无选择，几个样板戏看了无数遍，大家都可以从台词到唱段、从头到尾全部演绎出来了；年轻人对人生充满美好的憧憬，而扎根农村的舆论又让大家对今后不敢作任何奢望。充沛的精力在劳动之余干些什么好呢，是小提琴声启发了大家。于是，知青们一拥而上，二胡、京胡、板胡、月琴、手风琴，一下子玩什么的都有了。工余时间，知青房里就如同当时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排练节目，琴声、歌声响成一团，引得周围的农民都大老远跑过来观看。一女生拉着京胡，边拉边唱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杜鹃山》选段“家住安源”，字正腔圆，有板有眼，令人称羡。一男生拉着二胡则喜欢唱“黄歌”。那时候除了样板戏外，好多好听的歌都说是“黄歌”、都是禁唱的，但在城市边缘的桑园里，大家还是毫无禁忌地深情吟唱着。“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当我离开她的时候，就像那哈密瓜断了瓜秧……”男女知青围在一起，脸对脸、眼对眼的唱着，唱的次数多了，使得大姑娘、小伙子们情窦初开，因词生意、借歌抒情，“黄歌”成为大家的最爱。而当时上映的朝鲜影片《护士之歌》中的主题歌“小路的荆棘树划破了赤脚，姑娘手舞足蹈往前跑，她为什么扔掉了锄头这样跑，姑娘的心思谁也不知道……”则成了知青的工间曲，大家在劳动中百唱不衰、百听不厌。

琴声、歌声是美好的，青春的躁动也是全方位的。知青中对体育运动感兴趣的，练起了篮球、田径等项目。我们在场坪上挖一个沙坑，在沙坑前埋下木板，就可以练习跳高、跳远了。男生们找来一根木杆，做撑杆跳高，一不小心落在沙坑外，摔得脚痛手痛屁股痛，但爬起来又练。练画画的也不少。自己找来三夹板、绿军布，做成可以随身携带的画夹，劳动间隙、工余时间对着大家这些免费的模特，就素描、速写起来。还有练硬笔书法的。记得当时庞中华的钢笔字帖风靡一时，但有一女生却要学写我的字。过了一段时间，当大家觉得她写的字像我写的时，我的字又写成另外的样子了。当然，也不乏有着文学之梦的小青年，但那都是自己闹着玩的。那时候自学成风，像那对金童玉女拉小提琴请老师的并不多见。我当时对学英语有兴趣。广播电台那时都办有英语教学节目，自学英语是用半导体收音机收听的，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有段时间，知青房里手风琴声很疯狂，一天到晚地响，半夜也不停。所以，有时我只好离开知青房，去桑园里默默苦读。当时，我学仿普希金的风格写道：“无休止地响着/震荡在整个寝室——手风琴的声音/夜晚一点美好的时光/常常被这刺耳的噪声搅浑/我讨厌这样的声音/我需要的是安静的环境/四十瓦的电灯”。又写打油诗道：“夜半三更人声息，桑林四野蛙歌急，偶闻高空沉雷响，还借闪电做笔记”。人生就是这样矛盾，需要安静，同时又耐不住独处时的寂寞。所以，对那样热闹的氛围，我当时是爱恨交加。

记得前几年，我在网上看过一篇知青三十年的文章，文中感叹知青这一代，因上山下乡中断了完整的学历教育，以致这个群体以后因没有高层次的学历文凭，遭遇了人生的各种坎坷和转折。文章对此细细道来，给人以启迪和思考。但那是以功名为切入点来看待和分析这种现象的。其实，人的需求是多样的。提升自己的品质，是人的基本需求，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而功名是社会的东西，社会的东西把人的需求功利化了。我们知青那时候的兴趣也好、躁动也好，没有功名意图，没有浮躁情绪，大家只是凭着人之本性、自发地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而已，但却是在不自觉地弥补着教育中断所形成的遗憾。尽管之后我们知青中并没有因为那样狂热而出顶尖的专业高手或取得功名，但是，那样得到的特长、爱好乃至品质，我们受用了一生，还促成了社会的成熟。

“功名本是无凭事，不及寒江两日潮”，我常常情不自禁地低吟着陆游的这两句诗。自古人事多变幻，还是让自然的东西留存得更久远些吧。

徐家小垸的居民

在古城党史部门编辑的津市解放五十周年纪念相册中，有一张反映蚕桑女工劳动的照片。照片中知青两女生漂亮精致，面对雪白的蚕茧，满脸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和劳动的喜悦。因为这张照片，使当时的古城人对蚕桑姑娘及蚕桑生产充满了好奇与遐想。但那个时候的蚕桑生活却不像照片那个瞬间那么令人向往。

一块紧挨大堤的高地上，矗立着一棵久经沧桑的老杨树，树阴下掩映着一栋呈丁字型的砖瓦平房，外墙红砖剥落下来的砖粉沿墙脚都堆积了一圈。平房里，除了一些东倒西歪的木质平头床铺外，再没有其他物件；厨房里与农家的没有两样，就是一个烧柴火的灶、上面放有一口煮饭炒菜的大铁锅。平房前，躺在堤垸里的是五百亩被洪水肆虐过的荒地，平房后，是细细的澹水河，周围十余里杳无人烟。这就是当年我们看到的徐家垸的第一印象。

徐家垸是当时古城党委农业学大寨学习班的基地，按现在的说法是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但是，交给蚕桑场管理后，我和几个知青在一个老职工的率领下，就成了徐家垸的第一批守业人。当时，场里对如何开发徐家垸还没有做出规划，我们几个人在那里每天就是忙着做自己吃的三餐饭，就地种点蔬菜，在澹水河边钓点小鱼，晚上坐在老杨树下听那位老职工历数场里历届领导的风流韵事，然后一觉睡到天亮。那是最无聊的一段日子。远离集体，不通信息，无法静心，就像被遗弃一样，虽然清闲但不轻松。好在三四个月之后，场里换上第二批人员，二十名知青进驻，全场集中人力物力开发。徐家垸热闹起来，辛苦也就接踵而至。

每天早晨，场部的知青要走半个多小时赶去徐家垸劳动。迎着朝阳，沐浴霞光，女生一路莺歌燕舞，男生则一路哎哟呸切。因为徐家垸缺肥料，男生每天都要挑一担大粪去。那时候挑大粪，粪桶是木制的，桶系是竹片做的、直直的、长短都差不多。两个桶装满粪约有七八十斤重，即使是壮实的劳力，要挑担走上十里地，也得歇多次脚。一趟下来，男生个个肩膀红肿破皮，扁担再放上去时，如同无数根竹刺扎进肉里一般，痛得龇牙咧嘴。个子矮小一点的男生，挑着粪桶就“三爷儿一般高”，走路时不是前面的粪桶擦着地，就是后面的粪桶碰着石头，一路上拉拉扯扯更有一种熬不上头的感觉。既是做苦力，又是练脚力，还是磨毅力。如此日复一日，后来大家竟然中途不用歇脚，可一鼓作气、一肩挑到了，这是后话。当时处在那个过程之中，真是辛苦得很。

收割高粱更是辛苦。小时候看《平原游击队》的电影，觉得游击队在青纱帐里神出鬼没很好玩。当我们置身高粱地里时，则感觉不好玩了。鎏金八月，酷暑难当，头上骄阳似火，脚下地热如蒸，大家手握镰刀在那密不透风的青纱帐里砍高粱，真是挥汗如雨。耐受力弱一点的男生和女生，时不时就有晕倒，被抬到树阴下喝几口“十滴水”、消消暑，一缓过劲来又投入收割的行列。中午休息大家围坐在树荫下吃饭时，只见每个人的衣裤上、脸颈上全是白花花的痕迹，那是出的汗被风吹干后凝结成的盐啊！现在看来，讲不清那是对身体的摧残，还是对意志的磨炼，可能兼而有之吧。

那个时代的主流意识是人多为患，把民生看得很淡，从社会到单位、从领导到父母，都认为这是“再教育”的内容、是应该接受的锻炼，所以要我们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知青不仅“夏练三伏”，还要“冬练三九”呢。记得到蚕桑场干的第一件活儿，就是收割灰萝卜。那时古城腌制的“凤尾菜”是部优产品，灰萝卜就是其原材料。收割灰萝卜是先用手把灰萝卜连叶带根从土里扯出来，然后用小刀把萝卜上的根须削掉。工序简单，体力要求也不高，但身体受不了。收割灰萝卜的时节乍暖还寒，那时候的初春比现在的三九天还冷，气温一般在零下三四度左右。一旦平阳的地里，尖厉的北风就像刀子似的直往怀里割，把心里弄得拔凉拔凉的；灰白的天空下着凌丝丝，身上的衣裤不一会就成了硬邦邦的铠甲。手指冻得像一根根胡萝卜、不听使唤，抓不紧萝卜叶扯不出果，握不紧刀把削不下根；脚冻得没有了知觉，踩在面冻里湿的土里都不知道脚去哪儿啦。大家不晓得可以怎样取暖了，就这样干冻着，眼泪都冻了出来，但活儿还得继续干。一个星期下来，有不少知青耳朵和手脚都冻伤了，长了冻疮，而且之后一到寒冷的冬天就复发。

辛苦是每天的必修课，但有些事情不仅仅是辛苦就够了的。那时候因为种地的需要，田边地头、屋前屋后都有蓄粪池，积存多时池中的粪水有一人多深，氨气也比较重，古城就曾有过小孩落入粪池而下池救人者因氨气中毒而成为英雄的事件发生。每到作物施肥时节，要从蓄粪池挑粪浇到地里，在蓄粪池掏粪就成了一个需要勇气的事。仅是一整天待在蓄粪池边闻臭气就够受的了，池中粪水掏浅后，负责掏粪的男生居然一捋裤腿，跳下蓄粪池，双脚站在粪水里舀粪。“泥干自落、屎干成壳”，粪水溅在衣服上会留下痕迹倒是小事，而身上的大粪气味，就是天天用很浓的香皂洗了澡，还会一连数天地伴随你，吃饭、睡觉都在，驱也驱不散。在城里生活，对粪水敬而远之；到乡里种地，与粪水亲密接触。这样巨大的反差，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一下子都是很难适应的。

冬修水利也需要勇气。那个时候有一句口号，变冬闲为冬忙，所以一进入冬季就全面开花兴修水利。蚕桑场围绕赵北台的一口水塘，规划出左一条渠、右一条渠，让我们知青大干。挖水渠好办，两人一组，男女搭配，定额包干，一天的任务两人合力霸蛮，多付出点劳力，干一两个小时就收工了。挖塘泥倒是个硬茬。数九寒天，北风凛冽，水塘里残留的水都结成了冰，好几个男生竟毫不犹豫地跳进塘里，赤脚光腿地踩着冰碴，用铁锹把塘泥甩到塘边，一干就是半天。我后来离场读书去了，回来后讲到这事，问他们当时是怎么想的。他们说没怎么想，反正事要有人干，你不下去其他人就得下去。仅此而已。那时候不用“政绩”这个词，现在看来，冬修水利一刀切，也是单纯追求政绩的表现。蚕桑场本来没什么水利可修，知青受了累、吃了苦，但那些水利工程却没做一点用。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的生活也开始有了变化，大家完成劳动定额后不再在知青房里玩耍，而是匆匆梳洗一下就坐手扶拖拉机进城了。看着“狗伢的”车上的一张张笑脸投射出的无奈，我知道这不是回家高兴，而是在厌烦躲避呢。

五年后，当最后一名已担任场领导的“扎根”知青离开蚕桑场后，蚕桑知青时代就结束了。纪念下放四十周年聚会时，徜徉在曾经战天斗地过的地方，我纠结着：假如当时我们知青没有通过参军、招生、招工离开蚕桑场，现在会是什么样呢？人生没有假如，但人人都会“喜新厌旧”，也会“喜新怀旧”。“喜新厌旧”，是人之本性，也是人生不断进取的原动力；而“喜新怀旧”，则是人生的自我反思与完善。所以，离开或者没有离开、现在怎么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时代，永远是我们人生中的精彩之最。

（田  刚,曾在津市文教局、津市一中、津市政府办、津市市委办、津市计委工作，现任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二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