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澧盐矿南区6栋103室，正是中午下班的时候，69岁的王立荣做好饭等着儿子、女儿、女婿、孙女、外甥们一个个回来吃饭，这个夹杂着北京话和津市话的大家庭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是最热闹的时候，这也是王立荣最快乐的时候。

王立荣是28岁那年随着国家第一轻工业部盐业设计室下放到津市盐矿来的工人，至今已在盐矿生活了41年。看这劲头不仅是她，还有她的子孙都将继续生活在这里。

1969年以前，王立荣从来没听说过津市这个地方。那时她和她父亲王继普都在国家一轻部下属的盐业设计室工作。父亲是锅炉工，她是晒图工。她家是满族，世代老北京。1969年7月毛主席家乡第一座盐矿上马，设制盐设计室整体从北京下放津市。她和父亲就带着母亲陈秀英、15岁的妹妹王立丽、12岁的弟弟王立栋、9岁的弟弟王立忠来到了津市。她下面还有一个大弟弟因已经当兵没有一块下放。一家7口来了6口。“到的那天天已经黑了，盐矿工地上几盏很暗的小灯泡照着一片黄土，真有一种走进了地狱的感觉。”王立荣说起走进津市的感觉还记忆深刻。当时与她们一同下放的除了设计室的59户，还有盐源勘探队的109户人家。设计室的人安排在厂区，盐勘队的都安排在条件更差的澧县矿区。那时候三线建设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工地上没有住房，所有的人分5处住在工棚里、牛棚里或者仓库里。南方的冬天阴冷夏天湿热，让习惯了北京干燥气候的人很不适应。最让他们痛苦的两件事是上厕所和下河挑水。因为都是简易住房，房子边上搭个茅棚一个缸上搁两块板子就是厕所，里面粪便裸露臭气熏天，这让讲卫生的北京人十分难受。那时矿里还没自来水，饮用水都要走襄阳街去澧水河边挑回来，挑水成了他们的一大难题。

不久，王立荣成了盐矿第一代广播员，父亲王继普则到民工团和民工一同干泥瓦工。“最难过的还是那些北京上海籍的工程师。”王立荣说，那些五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大多是因为品学兼优才留在北京工作的，一篙子被赶下来，除了生活的不适应还有很重的精神包袱。当然也闹过不少笑话。有位工程师煮饭，老是煮得下面糊上面生，就拿着量杯要隔壁的大嫂告诉他米和水的科学配比。一次，设计室的一个上海籍女工程师独自到津市去逛街，带着小坤表烫着卷头发穿着呢大衣很小资地走着猫步，在津市街上一下子就引起了围观，阶级觉悟很高的群众觉得她像电影里的女特务，便报告了公安局。北京来的人开始听不懂津市广播站的普通话，私下议论这广播站怎么每天都说好多次“鸡屎”？原来他们把“津市”听成了“鸡屎”。

下放后，正值婚龄的王立荣经人介绍与津市玻璃厂的青年卢国钦结了婚，相继生下了两女一男三个孩子。1975年，父亲王继普突发脑溢血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下放农村的弟弟王立栋顶了父亲的班在盐矿电厂参加工作。后来妹妹王立丽、小弟王立忠也都在盐矿参加工作，生活才摆脱了贫困。上世纪80年代，弟弟妹妹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不约而同地与盐勘队的子弟结了亲，到底还是北方人更能相互理解。打倒“四人帮”以后，设计室和盐勘队就开始谋划着回北京的事宜，那时整个北京百废待新，一下子解决不了那么多下放单位的回京问题，1978年制盐设计室整体搬迁长沙，王立荣考虑弟妹都在盐矿成家立业了，母亲也不想一家人再分开，便留了下来。1985年盐勘队搬迁长沙，规定一个职工家庭可带一个孩子进长沙城，弟弟妹妹也有机会离开津市，但他们也为了成全其他的姊妹自愿留在了盐矿。盐勘队有个叫彭桂强的老北京本应该随单位去长沙，但他不想离开一双儿女，于是继续在盐矿生活了下来。现在留在盐矿的北方人都是盐勘队和设计室的子弟，他们随父母来时还只是十来岁的孩子，现在都到了退休年龄。他们的儿女多半都成了盐矿的新一代。王立荣记得1979年她下放十年后第一次回北京，火车进站时她激动得热泪盈眶，心里呼喊着“北京我回来了！”可是在北京还没呆两天她又要急着赶回来，她的家在津市，到津市才叫回家。

40年弹指一挥间，如今王立荣和她的妹妹、妹夫、弟弟、弟媳都在盐矿退了休，母亲2001年去世。她的儿子、女儿、女婿都在盐矿工作，3个孙子外孙，小的9岁，大的14岁。如果没有大的变故，她们一家都将在澧水边上安逸地生活着。倒是她的两个弟弟心有不甘，他们都在孩子上大学之后，在矿里办了内退手续移居长沙了。

作者简介：刘雅玲，津市人，《常德日报》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林小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