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原籍是安徽省怀远县，为什么湖南津市成了我的福地，这要从我的祖辈说起。

我的父亲叫邵相之，字辅成，是安徽省怀远县人，抗日战争以前是当地南货店的一名学徒，能写会算。母亲张爱书是一名家庭妇女，在老家生下了我的大姐邵淑珍、二姐邵淑莲。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日本鬼子打到我江淮一带，飞机轰炸，我父亲就带着我奶奶、母亲和两个姐姐与安徽的同乡一起，溯长江而上，逃避日本鬼子的轰炸，成为难民。1942年逃到湖北省的宜都刘家场，生下我的三姐邵淑英。再往上走就是长江天险---长江三峡，大家知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父亲和同乡们商量转回湖南洞庭湖一带，此地是两湖平原，鱼米之乡。最后就落脚到长江南边洞庭湖旁的澧县津市，从此扎根在津市。一些安徽逃难出来的同乡一起就聚居在津市了。

据我1977年入党前，广西轻工业局的两位外调人员到津市调查我的家庭情况时，找到一位我父亲的同乡李方田老人介绍：我们家是民国27年（1938年）从安徽出逃到民国32年（1943年）定居湖南津市的。当时李方田住津市三洲街，70多岁了。另外一位是程元华，津市商业局医院护士，她父亲（程大爷）与我父亲一起从安徽逃难出来的，她也做了同样的表述。

津市在洞庭湖旁，湖南的四大河流之一的澧水从津市穿过。它虽然是个县级市，但经济还算发达。当时很多日用品，如纺织品等都从湖北沙市通过水路运进来，当地人口也不算多。起初我们家住在津市三洲街桥外。

我父亲还算是一个有点本事的人，在当地从做点小生意起步，后来做起了卷烟生产销售一条龙的生意。卷烟是家庭小作坊式的生产，由母亲、两个姐姐把父亲采购来的烟叶烤干、切丝、卷烟、封包，父亲拿出去销售，生意还是不错的。我两个姐姐抽烟也是这个时候学会的（后来我二姐在医院当了护士就不抽烟了）。有了积蓄，我们家就在三洲街桥外的塘边起一座吊脚楼式的房子。不幸的是，由于烤烟一场大火，烧走了我们家的住宅，之后又在原地建起一间简陋的吊脚楼房。津市解放前和解放后的五十到六十年代，每年的水患是比较厉害的，有些地方还开辟成荆江分洪区，记不起是哪一年，我们在三洲街桥外的吊脚楼给大水冲垮了，临时搬到对面的花纱布公司的一栋楼上度过水灾，之后就搬到三洲街桥内的一个巷子里的一栋两户人家的其中一间居住，另外一家两老是做甜酒生意的。房子可能是租的，很简陋，门口有一个不大的院子，旁边有一条沟，屋后边是水塘（就在现在澧水大桥引桥的下面）。

由于大火和水灾的折腾，我们家成了真正的无产者。解放初期，我父亲成了一名名符其实的失业者，后经介绍去挑土方，成为一名工人，还是工会会员。我父亲现在留存的唯一一张照片，就是当时去办工会会员证时照的，非常宝贵。遗憾的是我母亲没留下照片。两个姐姐刚解放被介绍到津市澧津烟厂包烟，因为她们在家包过烟有基础。1952年底到1953年初，大姐经人介绍与大姐夫李永春结婚。当时李永春在澧县兵役局工作，大姐结婚，我们家的情况还接受过政府的政审。大姐结婚后就调到澧县一个幼儿园去当幼儿老师了。二姐后来去过津市轧花厂工作，最后在津市和平中医院当了一名护士。二姐在轧花厂工作时处过一个对象，姓杨，一口长沙话，长得很黑。二姐在和平中医院工作期间，经人介绍，认识了在澧县人民法院工作的二姐夫刘坤，1955年8月1日在澧县结婚。三姐邵淑英在津市念小学、初中。

我母亲张爱书是很温柔的一位女性，个子矮，一直跟着父亲维持这个家。逃难时，奶奶一直跟着我们家，母亲就全身心照顾她和两个女儿。1942年三姐降生，家里共有五个女性一个男性，非常不容易。抗战胜利后（阴历）2月19日母亲生下了我，全家都很高兴。多了一个男性，是不一样的，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尤其我们是漂泊在外的一家，非常珍惜。1950年冬月12日（阴历11月12日）我母亲又生下了我的弟弟邵淑林，全家总算阴阳（男女）平衡了，当时奶奶已不在了，三男四女。

但是不幸的事又来了，生下弟弟后母亲的乳房长了一颗小豆豆，不疼不痒，没有在意，时间一长，小豆豆长大形成肿块，压迫呼吸。当时二姐在和平中医院，经诊断是乳腺癌，吃了一年多的中药一直没好，后用医生的秘方，以毒攻毒，将癞蛤蟆敷穿肿块，血浓爆出，这时母亲已经不能躺下睡觉了，只能靠在床边的座椅靠背上趴着休息。1953年6月20日晚，母亲靠的靠背椅翻倒，她就再也没有起来了。

母亲过世后，我们家就搬到人民街一幢大杂院租了一间房居住。父亲带着我们子妹三人生活，除大姐、二姐补贴一点外，全靠父亲一个人支撑。父亲是个急性子的人，但能写会算，就在当时做起了卖蛋的生意。津市当时有很多蛋品公司，公司大批的鸡蛋要经过挑选后才能分级销售。父亲与同伴们一起到公司挑选鸡蛋，级别内的公司留着分级出售，级别差的、级别外的、碰破的就处理给父亲他们。父亲每天把鸡蛋拿回来后，吃完晚饭他就去茶馆喝茶。我们子妹三人在家把好的鸡蛋擦干净，准备明天父亲上市去卖，破的留下打成一大碗，明天就是我们吃饭的菜。有时候擦完鸡蛋我也跑去父亲喝茶的茶馆，喝上几口父亲的茶。

父亲当时50岁不到，高高瘦瘦的，性子又急，母亲不在后他操劳过度，染上了肺病，咳嗽不止，吃了很多中药也不管用。当时肺病又叫痨病，比较难治，加上我们家那样的经济条件，就在我二姐1956年4月10日在津市生下刘德俊十天后的4月20日，我父亲在家里去世。当时我不在家，好像是去澧县大姐家取钱。家里只有三姐和弟弟，是二姐打电话告诉大姐和我，当天我们就赶回津市。在给父亲送葬的人群中很多是他们一起卖鸡蛋的伙伴们，可见我父亲的人缘还是不错的。父亲的棺木用渡船过渡到对面的皇姑山埋葬。我母亲和奶奶都是葬在津市皇姑山的。

父母亲过世后，我们家五子妹就散了。我跟着二姐生活，在津市二三完小读小学，三姐在津市上初中，记得是在对面河住校；弟弟跟着大姐在澧县。1956年7月，大姐夫李永春调到常德武装部工作，大姐带着弟弟跟到了常德，走之前的1956年7月2日，我们全家五子妹和大姐夫在津市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是我们一家五子妹在津市的最后合照，至今我还保留着。由于二姐夫刘坤是广西扶绥县人，1956年2.3月份调回广西，分配到百色地区中级法院工作。1956年10月，二姐也调到广西，我跟二姐带着刘德俊从津市经澧县坐汽车到常德，在大姐家等常德到长沙的船票，到长沙后再坐火车往广西南宁。这时就只有三姐留在津市念初中。1957年上半年大姐夫转业到武汉长江航道局工作，大姐就带着一家和弟弟到了汉口。1957年秋季三姐也离开了津市转学到武汉36中继续读书。从此我们邵家五子妹都离开了津市，各奔前程了。

从我父母1943年定居津市，到1956年我们五子妹离开，邵家在津市生活了13年。虽然我们不是津市人，但对津市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乡土情结：

（1）逃难到津市，津市是我们邵家的再生之地；

（2）奶奶、父母亲葬在皇姑山，津市是邵家祖宗的安葬之地；

（3）津市是我邵淑森的出生之地，并在此度过了10年光景，留下了童年美好的记忆；

（4）也是我二姐的大儿子刘德俊的出生之地。

这些乡土情结，我和刘德俊都是比较看重的。离开津市后，我于1986年10月、1999年11月、2013年10月、2015年4月、2016年2月五次返回津市，刘德俊也有四次返回津市，三次与我同行，一次与他儿子同行。可见我们对津市的乡土感情之深和对祖宗安生之地的眷念。

我第一次返回津市是1986年10月9日，到13日离开，在津市度过了三个整天。当时是津市二轻局接待我的。我在参观市容时看见津市的澧水大桥正在建设，桥的框架已经形成，但没有通车。在我寻找三洲街我们家的旧址时，当时三洲街还在，但我母亲去世时的房子已经不在了，因为澧水大桥的引桥穿过我们房子后边的池塘，而我父亲病故的人民街那栋大杂院还在，里面还住着几户人家，他们说这房子也要拆了。另外二姐工作过、刘德俊出生的市和平中医院还在。在三天时间里，我找到了与二姐夫刘坤、大姐、二姐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如；程元华、程元英两姐妹、王永庆、秦文双两夫妇，还有艾雪明、高永祥、易发林等，还去看过二姐工作过的轧花厂。我问过程元华我父母坟地的事，她说，当年埋我父母、奶奶的皇姑山，大部分已开发成澧津盐场，很多坟已迁走，没迁走的已清理不存在了，要找也找不到了，加上当时澧水大桥未通，过河渡船比较麻烦，她建议我不要找了。

这次在津市，市二轻局带我参观考察皮革机械厂时，碰见了在厂工作的我的小学同学周天声，通过他找到了我当年在市二、三完小高13班读书时的杨绍安（当时在津市工程公司技术科工作）、黄忠英（津市中医院）、傅传珍（津市卫生防疫站）、黄安林(津市二完小)、罗启邦（津市二完小）、龚光英（津市外贸局）、刘松林（津市阳由乡护市村）、钟成英（津市蔬菜公司种子门市部）、雷华兴（津市新华工厂）、王双莲（津市电力局）等１０位同学，我们12人于10月12日下午在市二完小黄安林家举行了一次很有意义的聚餐，每位同学各拿一样菜来组成的家宴使我一生难忘。

这次虽然没有找到父母的坟地，但见到小学时的同学，还是很感慨的一件事情，30年了，大家都中年人了，当时我赋了一首小诗表达我的心情：

　　　　　　　　离别津市三十载，

　　　　　　　　故地重游似梦幻，

　　　　　　　　寻觅孩提童心伴，

　　　　　　　　相见容貌依稀辩，

　　　　　　　　团聚相恨时光短，

　　　　　　　　孩童友谊满情怀。

到1993年，我与周天声、杨绍安、黄忠英还有几年的书信往来，相互介绍了各自的情况以及生活中的顺心与坎坷。之后由于工作变动，失去了联系。

第二次去津市是1999年11月15日，我已调到广西财政厅主管注册会计师的工作，为了进一步寻找父母的坟地，由津市新元会计师事务所吴明元所长指引，这时澧水大桥已通车，过了桥就上皇姑山，但看到的是这里已经开辟成一个大盐场，大遍厂区，职工住房和街道，在皇姑山一侧半山处找了半个时辰，很难找到父母亲的坟地了。为了尽心祭拜父母亲，我到皇姑山公墓处，买了一万头的炮仗，对着皇姑山放响了炮仗，拜了父母亲。下山后，我去找原来周天声所在的皮革机械厂已经没有了，听说破产了，从而与他们失去了联系。过桥后去看了我曾经读书的二、三完小，二姐工作过的中医院，三洲街已经成了一个杂货市场，我们家在人民街最后住过的大杂院旧房子已经不存在了。晚上，我到澧水大桥的桥上看了看，澧水大桥就建在原津市渡船的码头上。以前津市年年水患，我身有体会，现在津市的澧水防洪堤已建成钢筋水泥的大堤了，已经没有水患了，这是津市的一大福音。

第三次返回津市是2013年10月4、5日，一夜半天。这次与刘德俊同行。他很早就有这个愿望，想回出生地看看，顺便再找找外公外婆的坟地祭拜，我们又一次上了皇姑山，在山上转了一圈，确认真的找不到后，就在山上的商店购得一万八仟头的炮仗，四支蜡烛和香，点香放炮为父母亲，也为刘德俊的外公外婆磕头祭拜。

第四次回津市也是与刘德俊同行，时间是2015年4月18日，我们住在津市武装部的星长城宾馆，是周天声同学帮我们预定的。这次又能与周天声见面得益于刘德俊，通过公安系统派出所管理的身份证资料，查到了周天声的地址，我给他写了封信，由于他一直在北京跟他儿子一起生活，没联系上，直到2015年清明节前他回到津市，看到我的信马上给我挂了个电话，这样就联系上了。住下后我与刘德俊又驱车上山，围着皇姑山又转了一圈，在半山腰面对澧水，立上父亲的相片，点蜡烛，烧香烧纸，因禁放炮仗，没有放炮，再次祭拜了父母亲。

这次在津市，周天声同学非常热情，在刘聋子餐厅定了一桌酒菜，他还联系上原二三完小高13班的杨绍安、袁佑安、刘德媛、王双莲、苏运梅等5位同学一起聚餐。周天声告诉我，我们住武装部的星长城宾馆就是在原豫章完小（三完小）学校的地址上建的，刘聋子餐厅旁的一栋楼就是以前长郡完小（二完小）学校教学楼（我读书时合并为津市二三完小）。餐后我们集体参观了这栋两层的楼房，我一眼就认出这是我以前上学的教室楼，当时还是新建成不久的，教室楼后面还种了很多向日葵，再往后就是池塘。为了纪念这次旧地重游，我们六位同学与周天声夫妇一起在教室楼前照了一张合照。我回南宁后将照片冲晒放大，寄给了这六位同学。从照片看去，我们都是70岁的老人家了。

猴年春节的正月初四（2016年2月11日），我们全家和刘德俊父子又来到津市，这是我第五次回到津市。这次一项很重要的仪程就是组织我们全家（包括妻子李丽霞、大儿子邵晓春、大儿媳林蓉、孙子邵彦博、小儿子邵晓冬）六口，一起乘春节去湖北监利我三姐家过年的机会，集体回津市拜见我们邵家祖宗的安生之地，刘德俊和他的儿子刘释文也乐见其成。这次得到了我的老同学杨绍安夫妇的大力帮助，帮我们预定了津市兰苑宾馆的房间。2月11日一早我们从湖北宜昌出发经荆州于下午一时到达津市，登记好住宿的房间后，我们就驱车上皇姑山，绕着山又转了一圈，还是在面向澧水的皇姑山一侧点燃了蜡烛和香，烧了钱纸，全家都拜了我的父母亲，祝他们在地下安生，保佑我们全家平安；刘德俊还请外公外婆保佑他的儿子刘释文今年能考上医学研究生（去年他没考上）。我们拜了一个多小时才下山。晚上，杨绍安夫妇安排我们在海尊酒店吃了一顿团年饭。我们都非常感激老同学的情意和帮助，说明津市还是一个很有温度的城市。

今年是我父亲逝世60周年，我母亲逝世63周年，我的大姐夫李永春（2004年7月17日）、大姐邵淑珍（1993年1月7日）、二姐夫刘坤（2007年6月22日）、二姐邵淑莲（2012年3月1日）都已离开人世，但他们都是我的亲人，都在津市生活和工作过，都是从津市走出来的人。我个人虽然只在津市生活了10年，但我与津市有着60年的情结，加在一起共70年。为了纪念我的父母、为了纪念我的家人，为了纪念从津市走出来的人，我写了这篇回忆文章。

60年了，我还能多次找见儿时在津市的小伙伴，他们还是那么纯真热情，使我终生难忘，津市的确是一个很有温度的城市。

我从我们家在津市的生活经历和我五次回津市的所见所闻，市政建设的变化，见证了津市的发展。津市，的确是我的一块福地。我会永远记住您，我会不时的来看望您，我的福地！

                 邵淑森

                2016年2月25日—27日写于南宁

邵淑森，1945年在津市出生，在津市读小学，1956年离开津市到广西继续读书，1965年参加工作，具有高级会计师职称，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资格，现已退休。

联系地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竹溪大道43号竹溪苑6栋1303室.

联系电话：1330771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