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忆杨家坊

文/张廷芳

真是怪事，接连几天，佛晓就醒。眼睛一睁，思绪就像晨光中放飞的小鸟，把我带到一个叫杨家坊的小山村神游。那村野的全景，人物的特写，故事的剪辑，都像电影镜头般的越拉越近，越拉越近……

那是1969年的元月18日，我和同学们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中，登上十多辆大卡车，离开津市奔赴七十公里外的杨家坊村。从那一刻起，我这个仅读一年半的十六岁初中生变成了“知识青年”，挤进了“老三届”。我东张西望，无比兴奋，既没有此去茫茫路，何日再回首的伤感，也没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憧憬。

原以为杨家坊很近。在我的意识里，津市和澧县仅一街之隔。谁知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停到一个叫马头铺的公路上。只听见叫喊：到杨家坊的下车！到洞市的继续开！我们如下饺子般的跳下车，找行李，找大队的人，找生产队的人。笑的、哭的、叫的、骂的，乱成一锅粥。那场面令我后来看到好莱坞战争片中的大撤退就联想到它。让我更没有想到的是，我被分配在红星二队，还有二十五六里路，只能走着去。

老乡们为我们挑着行李。接知青的人流在萧瑟的冬日里，在蜿蜒起伏的丘陵间，弯弯曲曲地行走。这支队伍只有喧闹和那节奏不一的步调声。我的心情如山路一般，起起伏伏。暮色苍茫时，我和忠元同学被热情的王队长及一众乡亲接进陌生的小木屋，饱餐了一顿香喷喷的红薯饭，当地人叫酸儿饭。

说来好笑，进队的第一天就干了坏事。下乡时正是农闲时节。乡亲们有的在火塘边聊天，有的忙着筹办年货，有的修葺房屋，有的串门走户，基本都没工出。我和忠元没事干，看着新鲜的山景，便商议着给房东砍柴去。我和忠元住在一屋，吃却在两个不同的人家。我在王队长家搭伙，他在不远处的刘家屋里就餐。我俩拿上两头尖尖的冲担、绳索和砍刀，兴冲冲地走向后山。在长长的石板路旁，我俩看中了一株枯杆秃枝，歪七倒八的矮脖子树。忙了大半天，砍成一担柴枝轮换着挑回来。王队长一看，哭笑不得：小张、小胡，你俩可砍了俺的发财树啊！原来这是一棵桐树，结的果子可榨桐油，是生产队的财宝。我俩听后手足无措，王队长倒没事似的安慰我们：你俩刚从城里来，不晓得不为过，以后就知道了的。

冬去春来，生产队渐渐地忙起来了。大嫂大姐们手把手教我刨猪圈、收牛栏粪、锄草、烧火土灰肥；大伯大叔们教我挑担走路、扛木头、作垱的秘诀。那时候，生产队一天的满分值是7角6分钱。而我每天记4.5分工，价值3角钱，却干得很有味，很带劲。

农活儿中我最怕的是插秧。这里高寒田、水浸田多，地缺肥。乡亲们在插秧时，还需要带上脚盆或大脸盆，盆里装着满满的火土肥。扯一蔸秧，就要在灰盆中拌一下，沾着灰肥的秧苗载进田里才能汲取到营养，才能生长得快。在弯弯的水田里，我使出浑身解数，摇头晃脑，手脚并用，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头重脚轻。

我最盼的工作是扛着木头下山镇上，十几里弯弯山道上，男劳力每人肩上扛一根木头，鱼贯而行。累了，便将随带的木叉顶住树干立着，原地休息，山风佛面，甚是惬意。返程无事，随意走走，在峪口的代销店花几角钱买点发饼和糖果，顺道还可以去看看别队的同学。

作垱,是我最喜欢的活儿。在山脚下，将三眼泉附近的溪流，用岩石，岩片垒成圈，让水上涨，引流，分流，按需求灌进不同沟渠的水田里。人在阳光下，身在清水中，任凭山风吹，耳听阳雀叫。歇工时，打打水仗，开开玩笑，或闭目韵神，或作首小诗：高卷裤腿，迎着朝阳，把清清溪水堵上。让它改道，流向四方，为了收获丰收的希望……不料，有忠元兄拿出朗读，还故意把字改了：高举裤裆，迎着朝阳，把清清溪水堵上……众人皆哄堂大笑：“谁尿床了！”“谁拉稀了！”“还堵哇？”我的这篇处女诗作，就这样定格在历史的笑声中。

盛夏的一天，王队长要我去位于石门县境内的山上一个什么大队写毛主席语录牌。我不假思索，满口答应，以为就是抄抄写写的事。第二天，山里来人接我了。我多了个心眼，从箱子里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本毛主席木刻版图像集揣上。生产队与石门县仅一沟之隔。我跨过溪沟，胆战心惊地蹬上几乎垂直的百步墩上山。约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目的地。主人介绍任务后，我叫苦不迭。眼前排开的五块高约两米八、宽约三米的墙壁，就是我的战场，我可是只在教室里办过黑板报呀！看来只能赶鸭子上架了。我思索了一番，要主人备来长木尺、铅笔、油画笔和红油漆，再搬两张课桌搭台用。于是乎，我每天就站在墙前，爬上爬下，写写画画，打格子，拍版面，标字号，选头像，选语录，涂油漆……大山里真是寂静，除了树叶沙沙响，小鸟啾啾叫，几乎没有声响。火辣辣的阳光经山风一煽，也不觉热。每天两餐酸儿饭有人为我送，隔天就有腊肉或煎蛋吃，心里竟有些小得意，这活也不错。七天完工，我要回队了。想着要独自走十几里山路，想着那长长的密不透风的树林，想着那狂吠不已的大黄狗叫，想着那心惊肉跳的天梯百步墩，不寒而栗。吃完中饭，我找了根棍子，出发了，一路唱着毛主席语录，走近密林时，我已经不是唱了，而是干喊。正所谓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

原生态的农村生活，使我逐渐意识到社会的多样性。许多现象和问题不是什么公式可解决的，酸甜苦辣需一一品味。

双抢快结尾了，一队的朝发、泽民同学找我来玩，不知是谁提议中午搞点酒喝，我们从代销店买来四瓶葡萄酒、两瓶汽水和一些小点心，热情的王嫂为我们做了饭菜，我和忠元兄把饭菜端到我们的住房前堂，没在王家吃喝，怕影响不好（因缺粮，这里的人们每天吃两餐酸儿饭，无中饭一说）。调侃、牢骚、乡愁、困惑……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瞬间点燃。我们四个，大的十九岁，小的十六岁，都是第一次沾酒，结果，一人一瓶，喝了个底朝天。我头昏胃胀，不舒服，倒在床上，全身散发出一股潲水酸味，忠元兄呢，一直亢奋不已，胡言乱语，听说王队长回来知道了，急得要把他抱去水潭里冲邪，另两兄弟呢，摇摇晃晃地回去了，多年后，我们再相聚时，屡次讨论这个话题：葡萄酒为什么这么厉害？

大概下半年，根据新精神，我俩和转来二队的两位女同学组建集体户，叫知青点。队上给我们的新家添置了必要的生产和生活用具，乡亲们也帮凑不少生活用品，送菜送红薯，经常嘘寒问暖。忠元兄年长懂事，当家做主。两位女生会做事，负责做饭菜。我负责挑水烧火，却经常把火烧得浓烟直冒，烧得大家成了猫儿脸，烟熏妆，笑眼里带着泪花。一天半夜，风雨大作，电闪雷鸣，屋内到处漏雨，我们把桶子、盆子、缸子、雨衣、蓑衣、雨伞、塑料布全用上了，折腾得一宿未眠，天亮后，风息雨停，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都成了“电打鬼”。

一年不到，我就返城了。在我离开杨家坊的几十年日子里，我的脑海里经常呈现出一幅凝固二鲜活的画面：太阳高高挂在天上，金色的阳光洒满龙洞峪。三眼泉从老虎脑峰下汩汩流出，清凌凌，金灿灿，一路撒欢。村口，一架大风车在溪水的冲击下，转动着摩天轮的叶片，吱呀吱呀地哼着古老的歌谣。溪边，一大池沉淀的黄色纸浆静静地躺在石灰水里。稍远处，简陋的油榨房里传来重重的沉闷撞击声，油脂的芳香弥漫乡村的田野。打米厂的机器声轰鸣，使寂静的山谷充满现代化气息。溪南岸，裸露的玄武岩如男人粗犷的身躯矗立。岩壳边、石缝里的山地上摇曳着青青的高粱、金色的包谷。北山山势舒缓，绿荫覆盖，野花灿烂，如女人般秀美。松涛竹影中露出巨大的溶洞。洞前不远，十多户房屋一字排开坐落在山脚。一株高高的挂满硕果的雪梨树下，就是我的住户。不宽的山峪里，高高低低的田地交错，冬白春绿秋黄……

知青生活只有九个多月，却受益终身。或许是我性格使然，生性乐观，或许是下放时间短，没有体验到更多的辛劳，我的文字没有晦色，记忆全是美好。曾几何时，我们几位同学默许，重返杨家坊，却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我一直默默关注着那里。去年初，忠元兄给我传来几张杨家坊的照片，我仔细审视：山还是那片山，水还是那方水，只是，再也找不出那时的痕迹了……去年年末，忠元兄带来杨家坊的后生来见我。小聚一酌，话难尽，情难却……

月光皎洁，我凭窗遥望，几多嗟叹：四十八载，别梦依稀；似水流年，人是物非……不能再只在回忆中玩味了。春暖花开之时，重返那魂牵梦萦的杨家坊吧！

作者简介：张廷芳，津市人，曾任中共津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湖南工商大观杂志社总编辑、香港大公报湖南联络处主任、首席记者。现已退休

摘自《兰草》2017年第一期“我的青春在津市”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