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木岗

文/马正谊

津市和大木岗原本毫无关联。

津市曾是澧水上最大的商港，扼守着澧水进入洞庭湖的关口，可下汉口，去长沙；商铺栉比，风俗艳丽，一直都是高调地以“小南京”之称俯瞰九澧。现在也是繁华小城。

大木岗是一个小村庄，窝在临澧县的群山旮旯里。周围倒有几个很响亮的地名，距它约十来里，是凉水井，林伯渠的故居；再往南，是梅溪桥，丁玲的诞生地。大木岗村是因大树而得名的，村里有识者考证过，族谱里“大木”之名出现在500多年前，老人们也说以前见过山上的大樟树，几人合抱，粗枝密叶。后来，大树砍了，大约是大炼钢铁时需要木柴吧。

1967年，文革进入第二个年度，家国激情持续高涨，“文攻武卫”一发动，狂热得连省军区的枪支都被抢劫一空，有了枪，武了装，所有的观点有悖都变成生死对抗。在临澧县，两派争论，枪口成为最权威的发言，随便几人一纠合，便有了司令，随便哪里遇见对手，便有了战场。8月，造反派被赶出县城，败走澧县、津市。9月12日，津市造反派出征，誓死夺回临澧县城。途中与对手遭遇，接火，乱射，横尸田野，死了三十多人。最后，津市造反派抬着十三位同伴的尸体铩羽而归。

当时的遭遇地点、战场就在大木岗。这是两地的一个血色的纠结点。

我在临澧插队约六年，在小学教过书，住在大队部。山湾里有座油榨坊，每年寒露节一到，采完茶果，榨坊就开始忙碌了。每一榨，先是炒果，大土灶里火焰腾腾，映得黑乎乎的榨屋里红光跳跃，茶籽放在大铁锅里翻炒，哗哗作响，炒熟，碾碎，用布包上，按进模具，成饼状，上榨。榨匠们光着上身，只剩下油腻腻的短裤衩，合着节奏，用力推撞杆，冬天也汗流满身，茶油挤榨出来，滋滋地滴入铁桶。

这季节，是大队部最热闹的时候，榨坊单独开伙食，油水多，吃饭时会有人“碰巧”路过，蹭饭。大家都是熟人，吃的又是公家的，添几双筷子罢了，榨匠们说我的菜做得好，我乐得经常给他们掌掌勺。

吃饭时，大家会没有顾忌地扯谈。有一次，说起1967年的那个“9·12”，“农民军”攻打县城一节。

大队邹书记端起酒杯，说，打县城是上头安排的。

饭桌上一人对着书记说，你叫我们带大刀，带铳，那些家伙重，我睡到半夜起来，拖了一条扁担就走。

接着有人说，你聪明，扁担丢了也不值钱，我拿的是铁尖担，跑回来的时候甩了，砍柴没得尖担了，心痛了这好几年。

据他们七嘴八舌地回忆，1967年9月12日，子夜过去，邹书记招呼大家集合，排好队，宣布了纪律××条，于是出发。赶了三十多里弯弯拐拐的山路，到了望城界内，道水对面就是县城了，天还没亮。忽然听见枪响，啪啪，队伍停下来，再听，枪声越来越猛，在黑暗中是那么惊悚，似乎是地狱的开门之声——不用书记命令，大家哗啦啦扔下扁担、尖担、大刀、鸟铳，撒腿就往回跑，书记也跟着跑。一口气跑了三十多里，快半个马拉松了。

说到这里。大家开始互相讽刺嘲笑，谁跑掉了一只鞋，谁跑断了裤腰带，谁不留神跑进了田边的粪氹坑，回家后堂客叫他在晒谷场洗澡才许进来……

哈哈哈哈……一阵阵戏谑的笑声。

现在，如果我们写津市或者临澧的文革史，这个“9·12”是一点也笑不起来的。我相信，我的那些乡亲们之所以成为乌合之众，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懂得“文攻武卫”有什么意义。不懂甚好，闻枪即逃，没有伤亡，大家还可以在山湾里浊酒一杯，嘲笑往事。

其实，我曾去过大木岗。

我下乡插队最初是在澧县梦溪。7个女知青住在一个知青点，临近的生产队有8个男青年。伙食很差，有时候甚至是用煮饭的米汤加点盐当菜肴，知青给它的名字叫“人参汤”。

有一天，女知青们决定凑钱“打牙祭”——这个词已经消失多年了，可能会进入典故词典，解释一下，偶尔吃点肉鱼叫打牙祭。经过反复讨论，大家决定蒸一盆粉蒸肉。于是，分了工，买肉的要跑腿，到几里外的小镇上去买；负责打底菜的人要嘴甜，带着笑容去农民家讨；有的负责烧火，有的负责磨米粉。我的任务是找木柴——湖乡烧的是稻草把子，把一大搪瓷脸盆肉蒸熟，如果是烧稻草，那恐怕会把我们分配的过冬的草堆都要用光！我到生产队队屋去搜索了一遍，烂犁、旧耙、破扳桶，全被塞进了灶膛。大约蒸了一个多小时后，揭锅看，没熟。又添火，再蒸，中间的肉还是没熟。大家等不及了，决定把沿着脸盆边的熟肉分配了，生肉明天再说吧。

刚刚吃完，有人来了。邻队的男知青小罗一步跨进来。小罗瘦高瘦高，年纪小，那时不过十五六岁。看见我们吃肉，嚷嚷说，有我的吗？没有。盆子里是什么？没熟的。没熟我也要吃。于是乎，小罗竟然把剩下的半生的肉全吃了，抹抹嘴，说，好香！

有一天，小罗突然来了，说是请女知青们去吃一顿晚饭。还没到男知青组，远远就闻到肉香味。进门，看见火锅，瓦炉子里的木炭飘闪着火头，砂罐里肉汤扑扑地翻滚。桌上还准备有下火锅的青菜。我们十多人围着火锅，呼呼啦啦地吃完了。男知青送我们回去，有女知青追问，吃的是什么肉哇？男知青们含混地大笑，再追问，小罗口无遮拦地说，也不怕你们反悔了，说了实话吧，是隔壁人家的一只老猫！

那时，知青摘菜抓鸡，自己从不认为是道德有坏，和贫下中农是一家人嘛。还有人总结了经验：月亮清明，三五同伴，歌声为号，放风者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平安无事，唱《造反有理》——打住，有人来了！

在梦溪一同当了五年的“巴佬”，相互之间虽然熟了，但关于小罗的情况只是听说了一点点，没妈妈了，父亲是搬运公司的工人，苦力干活。他原是津市的荆河戏小演员训练班的学员，唱花脸，不知为什么下了乡。

后来，我离开梦溪，转到临澧。和梦溪农友们的联系就不多了。

一次，在津市街上遇见小罗，他说也转到临澧县了，邀请我去玩，写了个地址，字迹歪歪扭扭，那地名竟然是大木岗！怎么没听说过那里有津市知青点呢？我也没深想，因为临澧虽是小县，却也是广阔的天地，各地都把知青送来，临澧县也不拒绝，长沙的、常德的、津市的，本县的，等等。那时很热闹了几年。

后来，我果真去了大木岗。到了那里，我大吃一惊，小罗竟然是做了招郎女婿！书面语叫“入赘”，与“累赘”之“赘”颇有同字同义的感觉。

这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小院，小罗领着我各处看看，竹林、猪圈、牛栏、地窖……他炫耀着，我看是掩饰，因为人只有深感某方面没有面子，才会使用些不相干的事来遮掩。

听说来了客人，小罗的妻子和岳母都从田里回来了。妻子很腼腆，话不多，一脸微笑，看年纪比小罗要大些。岳母一进门就围上围裙张罗做饭，赶得几只鸡满院子飞，凑出一桌八九个菜。岳父已经过世，看来，这对娘母真的需要一个男人，就像一破旧的房子需要加一根木柱撑住。也好，小罗总算落了个窝，三餐不愁了。

吃完午饭，我要走了。小罗送我，在路边叫住一部拖着黑烟的狗头拖拉机，去县城的，车厢已经坐了四五个人了，有人把我拉上去，有人递给我一个小木凳。看样子，这是大木岗常规的交通工具，颠簸中随时有倾覆的可能。小罗站在路边挥手。

我和大木岗就这样有过一面之缘，印象深刻！

1977年春，我被县知青办公室抽上去，筹备全县知青大会。我的任务就是到各乡去调查，把扎根的优秀事迹写成文字材料，在大会上也帮着发纪念品。在发纪念品时，我遇到了小罗。于是，他到会务组找我，我一边忙，一边和他聊天。他吞吞吐吐地打听知青困难补助的事。他实不知，这哪会轮到我管？我不愿用一个许愿欺骗他，也不愿直接拒绝，多年农友之情会刹那间死掉的，便只扯些远话。我知道了他在经济上很穷窘，家里劳力少，又添了人口，给了他一点粮票。

不过，在县知青办的接待室里，每天都会有人来诉苦流泪，全县知青岂止一个小罗需要补助哇，就是补助，又能给多少钱呢？！

其实，1977年离彻底解决知青问题已经不远了。后来，一位中央领导发了一句话：让娃娃们回来吧。亲切，温暖透心，这句话的底蕴是国家将采用发展经济的手段解决人口就业问题。知青回城，风一般快疾，几乎没有阻力。1981年，上山下乡运动画上句号，“知青”终于成为历史名词。

但小罗没等到这一天，他病死了，听到的消息说，并非不治之症，死于没有及时转到县医院治疗。他家可能人手不够，拖延了。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一定埋葬在大木岗那低矮的山岗上吧。

最近我听说，大木岗村被邻村合并了，它的名字从临澧的行政区划图上消失，往事如烟，当年的知青也变成了老人，但记忆不会老去。

作者简介：马正谊，曾在津市工作，现定居于上海。

摘自《兰草》2017年第二期“天南地北津市人”栏目

征稿邮箱：jswl4258778@163.com.

发稿时请备注“津市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