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兰草》

文/王荫槐

我编过一些小报小刊，做过《兰草》的首任小编。

我初编《兰草》的时候，已近“不惑”之年，正在文化馆供职，当时的头衔是“文学专干”，顾名思义，就是专干文学的事。在此之前，我还与人合伙编过《朝阳》。《朝阳》也是一个小刊，最初的编者是葛乐山先生，他也是创刊人，创于1972年。我1973年重返文化馆时，与葛先生同为“戏剧专业作者”，两人同时兼着编刊物。葛先生原是文教科副科长，“文革”中靠边站了几年，他在文化馆没呆多久，就落实政策去了政协。尔后，又来了杨坚先生，他是从省里下放的，满肚子学问，做过大编辑，贬到这里与我编小刊。这两位先生都是比我年长的资深文化人，虽说叫合伙，实质上，我只能替他们敲敲边鼓，跑跑腿。

直到杨坚也走了，我这个跑龙套的配角一下子被晋升为主角，当上了正式的“文学专干”。于是，辞去其他事宜，一门心思专做起了文学上的事。

文学上的事也是不好做的。津市是水滋养起来的商埠，历来崇商抑文，以致“文革”结束，还能凸显出这种遗风留下的后遗症：从事文艺创作的人才少、底子薄；上地级以上报刊的作品，廖廖无几，远远落后于周边县市，可算是文艺创作的贫困地区。我在给两位老先生当帮手时就有过一些念想，应该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这种改变不是喊几句口号，或者高压的行政手段所能凑效的，完全取决于个体的兴趣。从我和许多文学作者的经历来看，兴趣是入门的向导，是文学基因发育的摇篮。由此想到了我这个文学专干的最大职责，就是搞活本土的文学氛围，吸引更多的人走近文学。

首先是编好刊物。刊物既是文学爱好者的园地，又是播种文学种子的基地，还能起到激发兴趣、凝聚力量的纽带作用。但原来的《朝阳》难以肩负这样的使命，一是开本太小，只有小32开本，比手掌大不了多少，每期编两个印张，很薄很薄的，发不了几份像样的作品。二是刊名太俗，不合时意，没有吸引力。我从三个因素琢磨新刊名的，即文学色彩、地域特色，还要有点内涵。基于这样的思考，搜索了本土的许多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都未定夺，而从屈原的“沅有芷兮澧有兰”得到启迪，定下了兰草的刊名。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81年5月《兰草》第一期问世了。

编这个小刊，我着重突出了小说的位置。这是因为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文学艺术是否繁荣，往往都以小说创作的状况界定的。优秀的小说可进行二度创作，改成电视、电影或戏剧，换句话说，小说创作可以促进其他门类的创作，它能起到带领作用。因此，编刊伊始就把重心倾向了小说创作。比如一二期，领头的显著位置都是小说，而且每期在5篇以上，约占全刊篇幅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还针对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问题，选择青年作者贺振耀、余东海的小说习作召开了研讨会。当然，突出重点，并不意味着忽视其他的作品，每期编发的散文、诗歌和曲艺、故事、评论比重都较大，还有点缀版面的绘画、书法、摄影、歌曲。偶尔也发些大点的东西，如电影、电视、戏剧剧本。张伯炜的电影文学剧本《白玉红霞》，约45000多字，占全刊五分之一。小刊发大作品，是编者无声的表白和导向，是用行动昭示作者，我们要搞百花齐放，不搞一花独秀，要向大作品进军，不能拘泥于小打小闹。

编刊最难的是经费筹集。30多年前的草创时期，地方财政是没有多余的钱打理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的；单位经费有限，也管不了；唯一的途径是找企业赞助，打着打广告的旗号，讨一点经费。当时好一点的蚊香、猪鬃、味精、电池厂等，都在《兰草》打过广告，每期一个，出资800-1000元，这点广告费可做很多事，600元打发印刷费，余下开支稿费及其他。不过，这些钱也捏得紧，发的稿费也不高，仅仅表示对作者的尊重，每千字3元，绘画、歌曲、摄影等单件作品，也是3元。那个稿费存根我一直保存着，这些数字都是有据可查的，存根上记着一笔最多的稿费是30元，那是发给《白玉红霞》的作者张伯炜的，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中等收入者的20天的工资。

编《兰草》是为繁荣创作，但繁荣创作不能光靠《兰草》。要繁荣一个地方的文艺创作，还要做很多“功夫在刊外”的事，也就是说，还要有配套工程把编刊与其他事宜结合起来，才能把氛围营造得更浓。

一是认真阅读作者的来稿。这是了解作者写作状况的重要途径，也是面对面指导创作的极好方式。因此我要求自己做到每稿必录（登记上册），每稿必读，每读必记（记下阅稿意见），每稿必回（与作者交换读后感），我至今还存有两本来稿登记册。

二是组织作者交流经验，探索创作规律，少走弯路。创作虽然是个体的脑力劳动，但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感受和创作经验，这是可以交流的，大家针对一件作品开展讨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这种集体会诊的方式，既激励了作者，又启迪了与会者，还能探索规律、激发创作热情。这样有的放矢的座谈，是营造氛围的最佳方式。

三是把名家请进来指导创作。文艺创作不能沿袭，但可以探讨，特别是启蒙状态的业余作者，需要点拨。我在编《兰草》的第二年，邀请谢璞、于沙专程来津指导创作。谢璞同志接连讲了5天小说创作，他的散文“珍珠赋”曾选上了中学语文课本，众所周知。于沙是临澧人，因而作者听他们讲课都有亲切感，他们结合本土作者的习作进行指点，增添了更多的兴趣。以后陆续来津的还有知名作家谭谈、莫迎丰、水运宪、彭见明、蔡测海、朱树诚等等。

四是为作者寻找突破口，为习作找出路。作者凭兴趣爱上了文学创作，但写了几年，没有进展，不能突破，兴趣就会淡薄，甚至完全丧失，搁笔不干了。很多走进文学之门的作者就这样止步了。要清除这种阻碍创作的不利因素，唯一的途径在于提高写作能力，帮助作者寻找突破口，以增强其信心和创作动力，这样才有利于稳定作者的情绪，乃至稳定整个创作队伍。具体操作时，是从两方面入手的，一方面把上级报刊的编辑请到本地来，面对面的推介作者及作品，让作者和编辑相互了解，寻找作品的出路。前面提到的于沙是诗人，同时也是刊物编辑，后来相继请来多家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如：朱树诚、宋梧刚、杨实诚、鲁安仁、庄宗伟、朱新华等等；另一方面把作者的作品带出去，上门推介作者和作品。地方的业余作者可说都是无名小卒，即使写出了好作品，无人知晓，也难以问世。鲁云英便是突出一例。鲁云英原是一位农民作者，她的处女作《辞职》在《兰草》刊出时，已过而立之年，她在文学的路上起步较迟。但她有两个特点是别人所不及的，那就是她的习作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且创作极其刻苦，即使炎热的夏天也要躲在蚊帐内坚持写作，几乎每个月都要拿来一、二篇新作。但几年过去，她的习作依然只止步于《兰草》，作者为不能突破开始感到苦闷，我亦担心她因此而重蹈别人的覆辙，歇气搁笔。1983年夏天我参加省里的一个笔会，与我同房的老作家邬朝祝先生，是一个省刊的编辑部主任，于是我有意向他提到了鲁云英，着重介绍了她在创作上的勤奋刻苦和深厚的生活底子。邬老受到感染。提出要看看她的稿子，我便把预先带来的一篇刚刚成篇的新作交给他，第二天邬老对我说，稿子写得好，但对农村责任制的观念有问题，不合当前的时意，不便刊出。我冷了半截腰，还是不死心，又提出能不能看看其他的东西，得到邬老的认可后，便给鲁云英去涵，要她速速寄些三中全会以后的作品。她寄来了7篇，其中夹有曲艺作品，我担心作品太多太杂，弄得邬老眼睛疲劳，难以卒读，就按我阅后的感觉，按优劣次序排好交给他。出乎意料的是，他细心阅读了所有的稿件，最后留下其中的两篇小说。《布谷又叫了》发在当年的第九期，并配发了杨实诚的评论《新苗破土放清香》；第二年该刊第四期又发了另一篇。

五是走近作者，关爱作者。业余作者往往长期生活在一个固定的环境里，特别是一般工人作者，生活面狭窄，创作环境和生活环境都很艰苦；而且有的业余创作难以得到所在单位头头的理解，泼冷水、唱反调是常有的。这就需要我们这些人走近他们，为之鼓气撑腰，要为改善他们的创作条件多做协调、沟通的工作；同时引导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经常“充电”，扩大眼界。对于重点作者，还尽力设法帮助他们改变生活环境和创作条件。青年作者刘忠年，16岁上船当水手，他以水上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多次发在《湘江文艺》。但人到中年尚未成家，为了解除他的后顾之忧，我花了半年多时间，借助多方面的力量，打通种种关节，把他从湘航的拖船上调到了市广播局，后来终于圆满成家。

我是一个老文学爱好者，专职于文学工作，这是我极其乐意做的一件事。总想做得自己满意，业余作者也满意。眼看着本土新人新作不断涌现，创作队伍日益壮大，我感到由衷的喜悦。但同时，我也为自己着急，人到中年，还没有写出像样的力作，虽然很多门类练过笔，也有见报见刊的，但老是一些“豆腐块”，总觉得说不起话，说话也底气不足。很想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于是，我编小刊的时候，一边写散文，一边开始了小说创作的尝试，想开辟一块新的“试验田”，摸出一点道道，与大家共享创作的快乐。幸运的是，我的小说处女作《小船摇摇》，极其顺畅地通过了一、二、三审，是时1983年，就是我推荐鲁云英作品的那个笔会上，写出了我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是年9月，时任省少儿社社长王勉思，亲率文学、美编一行5人来津走访，一本不到6万字的单行本安排了4幅彩色插图。该书出版后又参与香港国际书展；少儿社、省作协、湖南日报等多次载文评述，并荣获“湖南省儿童文学大奖”，我在这块“试验田”里的收获，对我和本地的业余作者都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有耕耘就会有收获。津市的文学创作，几年光景有了较大改观，形成了一支以青年作者为主体的创作队伍。尤以工人为多，小说创作最突出，像刘忠年、宋刚炎、吴贤雕、宋淑林、贺振耀、王桂皑、钟月、全永德、阳桂生、余东海、李代高、郑大奇、马正宜、郑小平等等；其次是机关干部，像万长生（公安局办主任，后为政委），张家元（政府秘书）、张廷芳（市委宣传部秘书）、胡红江、刘辉建、吴健雄、彭淼等；值得一提的是刘辉建，不仅自己爱好文艺创作，还热心扶植别人创作，尽管岗位发生了多次变化，仍不改初心。他在工厂时在《朝阳》发表处女作后，坚持创作，后来当上了党校校长，创作的散文曾荣获湖南日报一等奖；再后来升任中国银行衡阳分行长时，扶持的力度更大了。还支持我举办了“中行杯’家在衡阳”的征文。退休后又转入歌曲创作。这是后话。机关干部参与创作，为繁荣我市文学艺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外，校园中的文艺创作也很活跃，像唐成章、陶心云、黄道师、莫风楼、张伯伟等等；机电学院的熊华湘先生是个多面手，写戏、写小说，最后热衷于杂文写作；黄道师坚守诗歌创作数十年。

小城逢春雨，文苑花盛开。津市见诸报刊的作品逐年增多，作者队伍日渐壮大，填补了众多的空白。省作协会员从零起步，已发展到18人，文艺创作改变了一些人的生存状态，过去的寻常百姓被破格录为国家干部，农民作者鲁云英不但被录为干部，还走上了领导岗位，被妇联树为“三自”（自尊、自立、自强）标兵，出席全国三八红旗手表彰大会。有的人虽然走出了文学圈子，但在其他的岗位上另有所获。见证了本土文学艺术创作的沉浮跌宕，感受和欣慰同在。多年的践行，也从中悟出了一些东西，同时坚定了自己的人生走向：干一辈子文学“专干”，守候一辈子《兰草》，一辈子与业余作者为伍。把自己喜欢做的事做到底，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往事如烟，如烟的往事细如游丝，不足挂齿。

    作者简介：王荫槐，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津市市文联主席，现已退休。出版有《小船遥遥》、《槐叶集》、《水雷》等。

   摘自《兰草》2017年第四期“散文之旅”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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