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里故人系列小说

文/陈希

九码头

故乡的码头大抵以两种形式命名。

一是以地域：如大庸码头、慈利码头、石门码头、临澧码头、梦溪码头——这些码头密集于河街的西段，停泊的都是来自于澧水上游的木帆船。岸上是清一色的吊脚楼，乍一看似乎没有罅隙，其实，每个码头都连着一条通往河街的巷子。看这情形应该是这个城市最早的码头了。大码头始初为官渡，位于河街中段，因年久失修，残破不堪。清咸丰年间由豫章会馆出资改造，从长沙丁字湾运来麻条石，建双排两层下河石阶。南岸建有歇亭，北岸矗三层楼高的大观楼如同这座城市的图腾，进出走洞门，是为澧水流域码头之最。虽竖有江西码头的石碑，但民间仍称大码头，足见江西老表的谦卑。

二是以公司：如国人的长郡、三北。日籍的戴生昌、日清。英籍的太古、怡和、亚细亚。美籍的美孚、德士古——这些码头沿河街东段鳞次栉比，停泊的多是蒸汽船或挂三桅以上帆篷的平头大木船，始见有趸船出现。抗战期间，长江断航，正是这些来自长江和滨湖的船只，除接运大批难民外，且载大量物资由此中转入川。史料文载：从津市至三斗坪，五百里行程，日发挑三千，沿途山道崎岖，陡峭之处，头足相抵。想像那场景该是何等悲壮。那时的河街，沿线七里，无不帆影蔽日，汽笛长鸣，往来船只如过江之鲫。

上游若再下来木排，就只能在青龙庙以东的水域靠岸了。放排人俗称排古佬，佬在湘北俚语中有轻蔑的意思。澧水一年中除冬季枯水外都有木排下来，少则三五零星，多则八九连串，木排上长长的桡片及寮棚上袅袅的炊烟，常常会招来一群群孩子沿岸追赶，向排上扔石头瓦片。仅穿了条花布裤衩的排古佬不但不怒，反而哈哈大笑。因为这些石头瓦片永远是打不着他们的。

九码头是这个城市唯一以数字命名的码头。民国时期的津市城区简图上，九码头沿线多为水果行。由此推测，这应该是个水果码头了。水果既来自上河也来自下江，船只混杂，难以归属，只得按序取名，当然，这只是猜测。记事时，九码头并不见有水果行，连个水果摊子也没有。出汤家巷便是澧水，河坡倒是开阔，几条白径蜿蜒伸至水边，看来，当年是泊了许多船的。河对岸是阳由垸，里面种植供应市区的蔬菜。政府一度将它划为粪码头，后因民怨四起撤了，码头归属帆船社。时遇汛期，河水高涨，帆船傍河街停靠，远远看去，桅杆如林，帆篷如织，蔚为壮观。后来，帆船社更名航运公司，帆船改驳轮，启航靠岸都要鸣笛，声长声短，那又是一番光景。

但九码头出名不是它的码头，而是它的饺儿。饺儿馆设在码头上岸西侧，两间傍墙而搭的偏屋，由街道几位老妈子经营。因没挂牌（也没个挂牌的好门檐），临近仅此一家，九码头饺儿馆就这么喊出来了。饺儿属小吃，通常作宵夜或大病初愈者的开口食，过去是挑担敲梆的生意。民间有饺子吃饱，饺儿吃好之说。这里的饺儿皮是手工擀的，里面掺了鸡蛋，肉是手工剁的，选的是猪的前颊肉最细嫩的部位。捏好了的饺儿，皮裹肉，白里透红，零散放在盘子里，如一堆花骨朵儿。挑子上的汤是用大骨头熬的，它这里的汤是用大猪头熬的，大猪头里面有脑髓，熬出来的汤呈奶白色，再撒把虾皮，汤汁鲜美是大骨头没法比的。如是，饺儿馆又派生出另一种吃食——卤菜。大猪头可分割为拱嘴、耳尖，口条，脸包肉，卤了用盘子盛着放在玻璃橱柜内供人选择。卤干子（一种豆制品）则用几根长短荆条刺着，悬挂在锅灶上，火炙汽润，油光闪亮，很是诱人。

临近有个作业区，码头工人多，因是体力活，都爱喝点酒解乏，干完活，结伴而来，切几盘卤菜，打一壶散酒，完了再来碗饺儿，满嘴喷香，很是惬意。钱嘛，三一三十一，平摊。他们把这种吃法说的很专业——抬岩头。但来此吃饺儿的人还是多数。饺儿分二两和三两，二两十二个，三两十八个，由人选择。花费不大，才几毛钱，平民百姓，贩夫走卒都花费得起，汤汤水水的，老少妇孺尤为喜爱。时有穿制服的前来光顾，门檐太低，进出不得不摘掉大盖帽，也就顾不得斯文了。看着这生意好，有人眼红，说三道四。饺儿馆归居委会管，委员姓刘，南边人，人称刘娭毑。一口很浓的湘潭话，站在街心上发飙：“起么子眼睛火罗，咯路径发得了财，冒看见别个起早贪黑地做，你怕还是旧社会不劳而获——”获字拖得老长，河街上居户大多都有些历史污点，经她这么一吼，还真给噤住了。饺儿馆每月给居委会上交两百元的管理费。她得保住这条财路。

这里距人民电影院和红旗影剧院都不远。那年月，年轻人搞对象不是看电影就是看戏。散场出来，沿一条昏暗的小街走上二三百米，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饺儿，既浪漫又温馨，还省钱。夏天炎热，来九码头去河里泡澡的人特多，馆前路过，空气中散发的那股葱花香和胡椒味，无人不垂涎三尺。冬季寒冷，有人伤风感冒，却先不着急吃药，跑来九码头吃碗饺儿，待喝完最后一口汤，额上早己沁出一层麻麻细汗，那个舒坦——真不知是真感冒，还是被这饺儿给馋的。

后出去辗转了一些地方，每到一处，总会去寻觅这种叫饺儿的吃食。饺儿的叫法各地有异：北方叫饺饵，江浙叫馄饨，广东叫云吞，四川叫抄手，做法大同小异，味道也还不错，但总觉得还是故乡九码头的饺儿更胜一筹。光听这称谓——饺——儿，就显亲切。我们那地方凡属带有“儿”的尾音，都是一种特有的亲昵。

再来九码头时，饺儿馆闭了，门上一把锁，看锁的锈蚀程度有些日子了。何故呢，左顾右盼，竟找不到一个熟人。倒是沿旁边的巷子进去，有七八家卖饭食的小馆，各家门前的案板上，整齐摆放着十几个浅口小钵，间或荤素，多以动物内脏为主，铺上青蒜和红椒丝，看去很是诱人。临近午时，锅勺声四起，油烟呛人，里外都有人攒动，巷子两头来人不绝，看来生意不错。这些馆照例无牌无照，灶台摆上街檐。璧板上横竖的“小钵馆”三个大字如同涂鸦。日后随朋友来过几次，味道确实不错，且花费甚少。小钵是上不了筵席的，若适应大众消费，就不可小觑了。

市井上常听见这样的对话：

“今天请你吃小钵钵去。”

“哪里？”

“九码头哇——”

澧水客运停航后，故乡的码头相继消逝，唯有九码头活了下来——

甘瞎子

甘瞎子其实不瞎。他只是眼睛长倒戧子（医学上称沙眼），整日眯缝着眼，瞅人像夜间打手电筒。他人高马大，走路歪歪斜斜，像随时会摔倒的样子。有次坐茶馆（他多半只是坐，没钱买茶），一赶完早市的菜农坐在他对面，将一条刚买的码头牌肥皂搁在桌上，甘瞎子随手握在手里。肥皂出模不久，还很润滑，甘瞎子觉得好玩，便揉捏起来，时不时在桌上摔打几下。菜农只顾与人聊天，全然不知，待要起身，见桌上的肥皂不见了，四下寻找，窥得甘瞎子手上有坨黄泥，端的是肥皂，菜农怒不可遏，一把从甘瞎子手上夺过，另一只手揪住甘瞎子的衣领，将他从条櫈上提了出来，好家伙，两人站直一般高。甘瞎子还未回过神，菜农左手一勾拳，击中他的小腹，甘瞎子一个后仰，还没站稳，菜农又是一个右勾拳，打中他的后腰，甘瞎子一个前颠。如此一前一后，如同拨郎鼓似的。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无一人上前扯劝。就在众人的喝彩中，甘瞎子突然站定，身子一矮，一个后肘，击中对方腹部，菜农“唉哟”一声，捧腹倒地。甘瞎子掸着手指说：“你打了我八拳，我只还了一肘，你还是赚。”说完，抚袖而去。

甘瞎子成为游民之前在市工人俱乐部看门。虽是个临时工，但领导表态，只要表现好，是可以转正的（他家三代赤贫，属照顾对象）。但他还是辜负了领导的期望：喜欢瞄女厕，抓过好几次。最后一次瞄的是工会主席的夫人，当那个北方女人搂着裤子尖叫的从厕所里逃出来时，甘瞎子不仅不跑，反而对抓他的人说：这是他看到的最大最肥的一个屁股。后果不用想，当晚卷铺盖走人。

甘瞎子后来到街道打过更，到理发店扯过风扇，到刘公庙当过庙祝，到公厕喷过六六粉，但没一件事搞长。喷六六粉是份苦差，大热天上下捂得严严实实，外面还罩个胶皮围兜，工具是个手摇鼓风机，横挎于胸，一手摇把，一手持筒，烟雾从筒里喷出。虽带了海绵口罩，但吐出来的痰仍是黄的。这工作有要求，进厕之前应在门口吆喝一声：“里面有人没有？”有回音，等人出来。没回音，待片刻再进去。甘瞎子德性不好，话没落音，人就进去了。男厕还好点，人捂着脸就冲了出来。女厕像扔了炸弹，乱作一团，大喊流氓。甘瞎子也不出声，反而做死的摇，一时黄烟滚滚，差点没呛出人命。

六二年城镇居民下放，甘瞎子榜上有名。多数人怨声载道，甘瞎子倒像捡了钱包，一脸喜气，逢人相告。走的那天，披红带花，站在大卡车上频频招手，着实风光了一番。到了乡下，现实远不是想像的那般，他哪吃得了这苦。如是，整天眯着个眼，逢人就像倒门板似的倒在地上。大队干部拿他没法，只得轮流供饭。不久，“四清”来了，工作队在了解到他的出身后，做了一份新形势下赤贫农继续受压的典型材料。不久，他就返城了。

回城后的甘瞎子被安排去了街道土方队。土方队实施多劳多得，劳力自由组合。甘瞎子名声不好，队长愁没人和他搭伙。不想，寡妇鲍春选了他。鲍春男人死的早，三个孩子未成年。她原在织布厂做事，后嫌工厂赚不来钱辞了。她人壮硕，挑担一般男人挑不过她。没想甘瞎子也争气，一反往常，挑起担子没见摔过跤。月底分钱，甘瞎子还斯文，只拿个饭钱。有人闲言闲语。队长说了句很专业的话：“一个锅要补，一个要补锅，碍着谁的事了。”队长是个有战功的残废军人，德高望重，他这么一说，都噤了口。可好心没好报。文革初期，到处成立战斗队，土方队大多是些“分子”，倒风平浪静的。甘瞎子在外游荡了一圈，回来成立了个“土疯子”战团，人只有七八个，自封司令。罢了队长的官，夺了单位的权（也就拿了枚图章）。每次市里有行动，他都会将土方队的“走资派”和“分子”拉去游街，一行二十多个。一个不起眼的街道土方队，竟有这么多对象。真应了那句话：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甘司令一时名声大噪。这时，鲍春站出来了，说甘瞎子是个流氓，曾强奸过她。这话队里没人听。她就到市里去说，一直说到造反总部。接待她的人对她的陈述表示怀疑，她就拿来了两件撕破了的短小衣。接待的人还是不信，说这是穿在上面的，说明不了问题。鲍春急了，说：“那我就脱下面的给你看。”在场人多，有人起哄说行，鲍春气得破口大骂，还好，没人和她计较。考虑到造反派的声誉，甘瞎子很快被清理出队，战团的旗子连同袖章通通收缴了。

六九年冬，城镇居民下放。甘瞎子列入首批，再次披红戴花，喊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去了农村。这次坐的是船，那天人多，船舷上满是人，甘瞎子想去挥手，可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没出半年，甘瞎子拿着区社两级的眼疾证明返了城。待赶上下一批时，他又去报名（这里面有个一百二十元的安家费），街道正为完不成任务而发愁，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他填上。如此这番，屡屡得手。最后，一见甘瞎子的名字就删。

那些年城里有宗极易谋生的小生意——卖冰棒。往常做这事的多是些放假的学生或老头老太，也就赚个学费和小菜钱。一旦以它为生，那章法就大了。单说那冰棒箱，就比一般的箱子大出一倍。在城里赚不了几个钱，就到周边的乡镇去卖，那里没有制冰厂，价格翻翻。到底是身大力不亏，人家背一箱，甘瞎子左右肩各背一箱。澧水下游的蒿子港是个区镇，搭乘长沙班到蒿子港下，凌晨去，下午回，一天一个来转。不久，都说甘瞎子发了，因每次乘船回来，他都去望江楼海吃一顿，吃得亮耳发光，肚子都起来了。

有妇人打起了他的主意，甘瞎子吸取从前的教训，一手粑粑一手糖：

“几块？”

“十块。”

“贵了。卖冰棒一天还赚不了这么多钱。”

“那就八块？”

“还是贵了。”

“五块？五块不能再少了。”

“搞两次。”

“我说的是五块一次。”

“给你一张工农兵，不用找，两次。”

黑暗中，妇人一把接住，在上面抚来抚去，试图辨识这张钱的真伪——甘瞎子没给她时间，拦腰一抱，一手将妇人的裤子褪下，妇人没做挣扎，双臂套住他的脖子，抓钱的那只手自始自终高举着。做完事，妇人提着裤子一溜烟跑到临近的路灯下，高举过头，一看傻了，什么工农兵，就一张纸烟盒子，转身去找，哪里还见人影。

六儿与干狗

六儿和干狗都是痴儿。但导致痴的情况各异：六儿犯痴是小时候得过脑膜炎。干狗据说是饿的，过苦日子那会，乡下的娘怕他饿死，将他送到城里，他父亲是泥瓦工，干的是体力活，没多余的粮食，他便在街上捡面汤喝，人没饿死，但身体和智力都受到了严重损害，干瘦，才十五六岁，背就佝了。湘北农村的豺比野狗还瘦，唤作干狗，这绰号是什么时候安在他头上的呢，谁也不清楚。这两人都是送葬送出名的，只是干狗的名气没六儿的大。全城老幼，没有不知道六儿的，即便不太出门的老太，一经提起，准会说：“六儿？你是说六儿？——”那语气，那神态，六儿像她娘家人似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葬事怕是我们那个地方最大的一宗民事了。那时没有殡仪馆，也没实施火葬。谁家死了人，就在自家屋前屋后择块空地，若没有，公用的堂屋、天井也行。灵堂也简单，一匹白布相隔，里边摆棺木，外边摆祭案。丧事一般会有个三两天。照例要打两晚丧鼓（湘鄂西一带的习俗），至少也得一晚，不然，冷冷清清，邻里会说话。我小时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打丧鼓，觉得挺恐怖的，鼓师的吟唱和击鼓夜间听来很辽远，实有一种勾魂的感觉，间歇还会响起一阵短促的鞭炮声。出殡很热闹，毕竟是在白天，大人小孩都来围观。帷布及挽幛一经撤除，灵堂的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闭敛前亲属要与逝者作最后的告别，一时嚎声响起，男的内敛，捂着脸一走而过，女的则捶胸顿足，呼天抢地，每每得有几人才能将她拉开。这时，就有人快速用马丁将棺木钉死，缝口蒙上一层皮纸，再刷上一道生漆，这就可以扎龙杠了。场面看去有些混乱，其实，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待龙杠扎好，抬丧人在一声“哦嗬”中起棺，随即燃起鞭炮，管乐队奏响乐曲（那时还没有专门的哀乐）——管乐又叫西洋乐，民国初年由下江人引进，曲子中仍氤氲着江南曼丽婉约的情调，序曲是：“多来咪咪来多拉、多来米来多来，多多多——”在一群顽童的嘴里就变成了这样的词：“我的乖乖死掉了，没的钱，买棺材，真遭孽——”很奇怪这种恶搞竟无人出来呵止。队伍依序而出，打幡的走头，管乐队次之，棺木其后，紧随的是抱相片的孝子及一溜串拿孝棍戴孝帽的亲属，后面跟着三三两两的街邻。压阵的是本地的点子队（土乐队）。路线早就设定好了的，但不管怎么走，正街是必须走的，正街商铺多，里把长的繁华街市，是逝者对这个城市最后的告别。

幡，又叫招魂幡：一根两米长的竹竿，挑起一笼白纸扎的大小寿球，大球串在中央，一个大球表示十岁，对称垂着四串小球，一个小球表示一岁，直观看去，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死者有多少阳寿。按早先的规矩，打幡的应是这家的长子长甥，没有长子长甥的就另选死者其他亲属。后没那么讲究了，谁打都行。这事招人现眼，也没人去争。干狗不知何年何月承揽了这事，送葬完毕，打幡人会与抬杠人一同吃一顿油水很重的干饭。干狗就是冲着这干饭来的。打幡看似简单，实则繁复。单说姿态，持幡人需将幡杆紧靠前胸，高度以最下端的寿球掠过头顶为准（主要是让人一眼就能看清寿球的多少），一举两三个小时，孝子会不时的在街道两边去行孝礼，故队伍走的疲沓。这时，打幡人就得观场：该停就停，该走就走，要压得住阵脚，不然，队伍就会脱节，绵长得像条死蚯蚓。另还得兼撒钱纸，撒厚撒薄不得随意。若遇大风，寿球受阻，幡儿哗啦啦的吹得漫天张扬，干狗这体格哪能撑得住，干脆将竹竿横扛在肩，身后的寿球就像是狗尾巴似的拖着。

干狗被六儿取代是顺理成章的事。

六儿天生就像个打幡的。脸圆，一笑现出两个酒窝，都十七八了，看去还像个年画上的四喜娃娃。他身子的各个部分都要比干狗粗出一倍，且幡杆举得直，钱纸撒得匀，行进中该走就走，该停就停，像培过训似的。干狗只打幡，其他什么事都不做。六儿除了打幡，什么事情都做，前台焚香装蜡，后厨洗碗扫地，忙个手脚不停。

熬更守夜，人容易犯困，于是，就有人找六儿逗乐子：

“六儿，喊我一声。”

“伢伢。”

“六儿，喊我。”

“伢伢。”

“我呢？”

“伢伢。”

他见谁都喊伢伢（湘北有时把父亲称作伢伢）。

抑或笑某人犯傻，就会戏谑：“你呀，真是个六儿。”

干狗并未离开，加入了点子队。打点子又称打闹台，民间常用它来办红白喜事。器乐不多，但堂鼓，头钹，二钹，勾锣，大锣，唢呐是少不得的，打的又都是当地荆河戏中武场面的曲牌，热闹得很。尤以勾锣得趣，锣面不大，与巴掌相当，持锣人将锣抛向空中再打（最高可至两米，当然，这要看观众的喝彩了），颇有些杂耍的味道。大锣又名土锣，形如簸筛，因太重（原在戏台上是有个架子的），需一人在前面抬着，干狗熟人熟事，正好补了这份差。土锣因击打的部位不同，分别会发出——汤——浪——淌——光四种声响，这种声响会发出很强的振波、干狗身子薄，每一阵振波都会侵入到他的骨子里。况且，这时间还长，别人送至大码头就完事，而土锣是要打回转的，即按原路折回，只是敲打一种声响——淌——淌——淌，当地人叫“幺锣”，听这声音，城里人就知道那逝者已经上山了。如此这般，把个干狗累得——腰都直不起，回到目的地，地上一躺，饭都不想吃。

后来城里实施了火葬，骨灰直接送往公墓。打幡抬丧送葬游街的事也就没了。那年回家，在后湖老年公寓看见了六儿，仍是一张圆脸，只是很显老态了，正拿了拖把去湖边，才进仲秋，穿一身簇新的夹袄。

干狗的背愈来愈佝，脸蜡黄蜡黄，整日无精打采，多半时间都偎在父亲单位宿舍的楼梯下睡觉。送葬的事也是去一次算一次。那年冬天特冷，后湖都能走人，有人邀干狗去溜冰（因他有块很好的滑冰板），四处找寻没找到，最后在楼梯下找到他——硬了，人蜷缩在刨花堆里像只干虾。有人用手指在他鼻孔探了探，说：“是冻死的。”他父亲一旁神态木讷，半天才叽出一句：“死，迟早是要死的，只不是这么个死法。”

有人唏嘘：“干狗若不去打锣，不会死这么快。”

也有人戏谑：“打别人的锣，不想把自己给打了。”

看来，日子过得还安福。

忽记起干狗都死了好多年了。

作者简介:陈希，津市市科技工信局退休干部

编辑：林小琼  石承强  黄道师  彭淼

审核：周恩清

作品来源：《兰草》2018年第一期“小说平台”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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